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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魂——小平出山》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曲折历程和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这一 “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经历”,以及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恢复职务，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的重大历史人物和事件。

章  “文化大革命”风暴初起 /001 

江青组织评《海瑞罢官》，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

第二章  中央书记处成员受到“冲击” /013

邓小平视察核基地。中央书记处成员连续遭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第三章  邓小平痛斥“中央文革小组” /027

“中央文革小组”制造“内乱”，邓小平予以迎头痛击。

第四章  “二月兵变” 子虚乌有 /035

中央领导层人事变动，林彪上升到第二位。

第五章  张春桥“策划于密室” /043

张春桥秘密接见“群众组织”头头，密谋策划，下达指令。

第六章  从容应对 淡定如山 /053

让中央办公厅主任向邓小平转达三个意思。邓小平稳如泰山。

第七章  ：“我有点保留” /063

指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对邓小平留有余地。

第八章  林彪集团密谋发动武装政变 /071

林彪集团达到。“文化大革命”转折点——“九一三”事件。

第九章  疏散南方 “超级钳工” /079

中苏关系紧张，邓小平被疏散到南昌。

第十章  林彪事件引发的重大转机 /092

林彪事件引发中国局势重大变化。邓小平致信。

第十一章  一言九鼎 /099

对邓小平来信批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

第十二章  邓小平复出 世界关注 /108

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成为国际舆论的重大新闻。

第十三章  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120

邓小平进入中央党政军领导核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第十四章  出使联合国 “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 /131

中国领导人次在联合国发表演讲，阐述中国对外政策。

第十五章  的“武汉决策” /143

南下武汉，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

第十六章  的“长沙决策” /155

长沙休养，决定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等党政军领导职务。

第十七章  议定新一届国务院领导集体 /167

与周恩来在长沙议定国务院人事安排，认为邓小平“人才难得”。

第十八章  邓小平任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 /177

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第十九章  畅谈中共历史 /188

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集团。

第二十章  ：“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200

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集团。

第二十一章  大刀阔斧 雷厉风行 /208

邓小平派万里整顿铁路系统，派胡耀邦整顿中国科学院。

第二十二章  既抓导弹 又抓教育 /223

邓小平派张爱萍整顿七机部，派周荣鑫整顿教育系统。

第二十三章  高屋建瓴 整顿军队 /239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邓小平要求重点解决五个问题。

第二十四章  调整军队有关领导机关负责人 /248

调整昆明军区、总后勤部、空军等领导机关的负责人。

第二十五章  掌控理论工作的主动权 /257

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整理《论十大关系》。

第二十六章  《汇报提纲》与《论总纲》 /266

胡耀邦主持起草《汇报提纲》。胡乔木主持起草《论总纲》。

第二十七章  谈如何评价《水浒》 /275

周恩来抱病会见外宾。深夜谈论《水浒》问题。

第二十八章  “要敢于摸一摸老虎屁股” /282

邓小平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制止江青集团开展评《水浒》运动。

第二十九章  邓小平始终不渝坚持原则 /299

周恩来关心邓小平的命运，邓小平表示坚定不移。

第三十章  中国形势发生逆转 /317

全面整顿被迫中断。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遭到批判。

第三十一章  患难与共 战友情深 /333

周恩来与世长辞，邓小平主持追悼活动。

第三十二章  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46

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被停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第三十三章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352

“南京事件”。“天安门事件”。人民群众坚决拥护邓小平。

第三十四章  国殇 /369

“内乱”再起。江青集团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第三十五章  巨星陨落 /384

“慢慢来，不要着急。”“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

第三十六章  粉碎江青集团 /395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南海、中央警卫部队抓捕“四人帮”。

第三十七章  中华民族的胜利 /411

粉碎江青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华民族的胜利。

第三十八章  邓小平举世瞩目的复出 /421

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举国欢腾，世界关注。

第三十九章  抓住拨乱反正的“牛鼻子” /435

中央工作会议，陈云等同志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彭德怀平反等。

第四十章  中共中央知难而进 /442

势如破竹，中央果断解决党内外、国内外关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四十一章  “总设计师”应对复杂问题 /447

举重若轻，席不暇暖，邓小平妥善应对“热点”“难点”“焦点”问题。

第四十二章  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宣言 /458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邓小平阐述中国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四十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点 /467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转折，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跋：“道可道，非常道” /474

后 记 /477

 作者薛庆超，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历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秘书（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常务副主任龚育之、副主任李传华三位领导同志的秘书）、学术处处长、科研部主任助理、宣传教育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兼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阅读评论员；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国刑警学院、中国地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天津工业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青岛科技大学、青岛农业大学、遵义师范学院、洛阳师范学院、南阳师范学院、南阳理工学院、太行干部学院、红旗渠干部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石家庄科技学院等19所大学兼职教授；光明网专家委员会成员。

参与《复兴之路》《辉煌60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科学发展 成就辉——满怀信心迎接党的十八大》 《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等纪录片、展览的制作。中央纪念抗战70周年主题展览办公室成员，中国抗战展览代表团成员，中央纪念抗战70周年文艺晚会历史顾问、中央纪念抗战胜利宣讲团成员。曾给总书记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述中国抗战展览，在联合国总部向包括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在内的联合国各级官员、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各国驻联合国记者讲述纪念中国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展览。

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史论》共10卷，《邓小平与现代中国》上、下卷，邓小平《壮丽人生》共4卷，《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荣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建党80周年重点图书），《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第三卷（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图书）。在《人民日报》发表《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评大型电视纪录片》等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遵义会议确立*在中央领导地位的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 周年》《从拯救中国、发展中国到振兴中国——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95年》等文章。

多次接受中央媒体采访。在中央电视台向世界讲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意义与历史地位》，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向世界讲述《中国共产党95年历程与总书记七一讲话》，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民进行《从八年抗战到十四年抗战——解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成果》的专题交流，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作《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的专题讲座，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某局讲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在空军讲授《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传统文化——从*邓小平治党治国治军到习近平治国理政》，在北京大学*管理思想高级研究班讲授《气吞山河：指挥战略决战；深思熟虑：谋划建国大业——中共中央和*从东渡黄河、进驻西柏坡到新中国成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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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风暴初起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终于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深刻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从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国共产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三年，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

“三反”运动，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水平。

1952年，中共中央按照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过渡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

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到

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中国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

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1954年9月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高岗、饶漱石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中共八大坚持了

1956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

“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幅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了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了70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在

1957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在领导纠正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

刘少奇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

周恩来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

陈云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订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

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

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

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

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中共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中国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效果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

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

“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从

1958年年底到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

“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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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指出：

“学习党的历史，深刻认识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总结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总书记认为党史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人民群众的“教科书”“必修课”“营养剂”“清醒剂”，体现了对党史的高度重视。

《中国之魂

——小平出山》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曲折历程和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经历”。一位学者读了这部书稿后认为，这是一部以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历经曲折和磨难、在粉碎江青集团后步入辉煌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的“简明‘文化大革命史’”。

我觉得，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我撰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是：反映邓小平和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经历了

“十年内乱”。然后，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强调：“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

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我曾将这个决议下功夫熟读背诵了下来。在研究党史中，一直自觉遵循这个重要文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问题评价的基本精神。撰写这部著作时，依然如此。这部著作在

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已完成初稿，由于未能及时出版，就索性精心打磨、修改十多年，以此纪念邓小平诞辰114周年。

“读史使人明智。”历史可以给予人们智慧，历史可以给予人们力量，历史可以给予人们信心。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国家面临着新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千年不遇的发展机遇，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运用历史智慧，对于更好地开辟未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的政治底线。在新的历史时

期，要坚持历史决议，发展历史决议，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

本书在撰稿过程中，薛梅芳、李景林、、李颖、薛庆芳、杨国和、杨飞、张勤民、薛静、薛庆玲、王金多、王鹏飞、薛志超、马静、张玉民、刘肃纯、刘静雅、张凯、聂继红、张帆等都为收集资料、打印文稿付出了劳动。

借此机会，谨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领导同志和有关同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领导同志和有关同志、湖南新闻出版广电局和湖南人民出版社领导同志与有关同志、审读专家和责任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审读专家逐字逐句审读了书稿，提出了宝贵意见，根据审读专家提出的增加注释的建议，作者对本书中的重要史料和重要史实全部增加了权威性的注释，

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本书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本书责任编辑章红立、廖忠

“善做善成，善始善终”，工作负责，一丝不苟，为本书问世作出了积极贡献。

后，衷心感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同志和全体同志长期以来对我的谆谆教诲和有力支持！

作者于出版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