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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纪念版对2006版中译本做了全面修订，并增添了25周年纪念版前言，力图呈现一个更的译本。本书是当代人类学反思的经典理论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出版后的几十年里，它成为国际人类学界引用得较多的一本书，并且在人文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书收录的11篇论文围绕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文本写作这一环节，检讨了各时期人类学民族志的经典文本，并开放性地指出了将来民族志写作及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

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  乔治·E.马库斯 著  龚浩群 译

25周年纪念版前言：关于《写文化》，2020年  金·弗顿 著  韩成艳  译

前言  詹姆斯·克利福德  乔治·E.马库斯 著  高丙中 译

导言：不完全的真理  詹姆斯·克利福德 著  吴晓黎 译

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  玛丽·路易丝·普拉特 著  周歆红 译

赫耳墨斯的困境：民族志描述中对颠覆因素的掩饰  文森特·克拉潘扎诺 著  杨春宇 译

从他的帐篷的门口：田野工作者与审讯者  雷纳托·罗萨尔多 著  高丙中 译

论民族志寓言  詹姆斯·克利福德 著  康敏 译

后现代民族志：从关于神秘事物的记录到神秘的记录  斯蒂芬·A.泰勒 著  李荣荣 译

英国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翻译概念  塔拉勒·阿萨德 著  谢元媛 译

现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志的当代问题  乔治·E.马库斯 著  李霞 译

族群与关于记忆的后现代艺术  迈克尔·M.J.费希尔 著  吴晓黎 译

表征就是社会事实：人类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保罗·拉比诺 著  赵旭东 译

跋：民族志写作与人类学职业  乔治·E.马库斯 著  李霞 译

参考文献

撰稿人及译校者简介

索引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意识史特聘教授，并在斯坦福大学任人类学访问教授。是《人类学的历史》《历史和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等期刊的编委。研究方向主要为历史人类学、殖民地话语分析、文化研究、博物馆研究等，主要作品包括《文化的困境》（1988）、《线路：20世纪晚期的旅行与翻译》（1997）等。

[美]乔治·E.马库斯（George E.Marcus），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类学校长讲座教授，曾经多年担任赖斯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创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理论与比较文化研究，以及对精英群体（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的民族志研究。主要作品包括与迈克尔·费希尔合著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1986）和《不顾深浅地迈向民族志》（1998）、《重读文化人类学》（主编，1992）等。

译者简介：

高丙中，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晓黎，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霞，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商务印书馆编审。

谢国先，云南大学历史学博士，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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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行的意象中，民族志学者已经从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权威的观察者（也许玛格丽特·米德是好的代表），转换为德洛里亚在《卡斯特为你等之罪而死》（Deloria 1969）中描绘的不讨好的形象。的确，这帧负面肖像有时候凝固为一幅漫画——雄心勃勃的社会科学家带走部落的知识而毫无回报，把粗糙的画像强加于敏感细致的人们，或者（近）成为老于世故的被访人愚弄的对象。这些肖像画差不多也和参与观察的更早的英雄式版本一样是现实主义的。民族志作品真的陷入了一个充满持续和变化的权力不平等的世界，并继续卷入其中。它叙述权力关系。但它在这些关系中的功能是复杂的，经常是情感矛盾的，潜在地是反霸权的。

　　不同的民族志游戏规则正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出现。一个研究美洲土著文化的外来者可能期待——也许作为继续研究的必要条件——为支持土著的土地要求而在诉讼中作证。国家和地方的本土政府如今对民族志的田野工作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正式限制。上述情况以新的方式决定了关于特定的那些民族什么能够说，特别是什么不能说。一类新人物出场了，那就是“本土民族志学者”（Fahim，ed.1982；Ohnuki-Tierney 1984）。研究自己的文化的局内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解的深度。以独特的方式，他们的叙述既获得了力量也受到限制。加于民族志实践的各种各样的“后一”或“新一”殖民规则并不一定会鼓励“更好”的文化叙述。判断一个好的叙述的标准从不曾稳定下来，而是不断变化的。但从所有这些意识形态转换、规则变迁和新的妥协中出现的事实是，一系列历史压力开始在研究“对象”方面重新定位人类学。人类学不再带着自动的权威替那些被界定为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原始的”“前文字的”“无历史的”）说话。其他人群不再那么容易被抛人特殊的、几乎总是过去或正在过去的时代——把他们表现得仿佛他们没被包含在当下的世界体系之中，而正是这些世界体系把民族志学者和他们所研究的人民一道牵连其中。“文化”并非为了要被描绘而静止不动。试图使文化保持静态，必然包含了简化和排除，选择暂时的焦点，建构特定的自我一他者关系，以及一种权力关系的强加或谈判。

　　战后对殖民主义的批评——对“西方”表述其他社会的能力的削弱——已经被对表述本身局限性的重要的理论化过程所强化。我们没办法充分考察对维柯（Vico）称之为文化史的“严肃诗歌”的各种各样的批评。立场层出不穷：“阐释学”“结构主义”“心态史”“新马克思主义”“谱系学”“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还有大量“替代性认识论”——女性主义的、民族的、非西方的。至关重要但并非总是得到承认的一环，是正在进行的对西方自信、有特色的话语的批评。不同的哲学可能暗中拥有这一共同的批评立场。例如，雅克·德里达对从希腊先贤到弗洛伊德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拆解，沃尔特·J.翁对识字后果的相当不同的诊断也全面拒绝了人类这个庞大的群体几千年来解释世界的制度化方式。对思想的霸权模式的新的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者的、编年史作者的、福柯信徒的），与类型的文本批评（符号学、读者反应批评、后结构主义）都深信，那些在历史、社会科学、艺术甚至常识中似乎是“真实的”的东西，总是可以分析为一系列限制性和表现性的社会准则和惯例。不同类型的阐释哲学，从狄尔泰、保罗·利科到海德格尔，都提醒我们，简单的文化描述也是有目的的创造，阐释者不断地通过他们研究的他者来建构自己。20世纪的“语言”科学，从索绪尔、雅各布森到沃尔夫、萨丕尔、维特根斯坦，证明系统性、语境性的言语结构确实存在，正是这些结构决定了所有现实的再现。后，在许多研究领域，修辞重新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几千年来它一直是西方教育的核心），从而可能对约定俗成的表达模式进行细致的剖析。新修辞学结合了符号学和11话语分析，关注肯尼斯·伯克所称的“涵括情境的策略”（Burke 1969：3）。比起关注怎样说得好，它更多地关注在一个充满公共文化符号的世界，到底如何说，如何有意义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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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秦汉以降至晚清中国历史看“宋型国家”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宋朝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首先，宋朝自始至终是一个不与游牧渔猎民族一争雄长的时代，以往认为宋朝的积弱很大原因是强调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过于强大，其实不仅如此，而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自周秦以降至唐中叶以前，强大的汉、唐帝国，对于主要对手

一北方游牧渔猎民族政权势力，采取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以武力手段削弱其军事威胁，开疆拓土，将边防线不断推进到塞外。唐中叶以后经三教合流而形成的新儒家思想对外部世界有了与此前很大不同的认识，华夷之分在汉族政权内知识阶层的认知世界有了新的界定。宋真宗景德年间与辽朝签订的“澶渊之盟”，是汉族所建中原王朝放弃与游牧民族一争雄长国策的标帜。“澶渊之盟”的历史意义讨论目前多限于辽宋关系史，但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渔猎民族关系分水岭的重大历史事件，关乎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却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过去认为宋朝的积弱与宋朝的“守内虚外”国策分不开。但是这多是从内政外交政策的“内外”角度去考量，其实若从宋朝对西、北、南边疆守土来讲，从太祖开始就只守唐中期以后形成的农耕“内地”一以汉族聚居区为主，并无恢复汉唐“内地”以外旧疆的举措。即使到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欲恢复汉唐旧疆，也是汉唐时所谓的王化之地

一燕云十六州和河西、河套、河湟。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得到大多数知识阶层的认同，北宋灭亡后南宋人总结亡国原因时几乎一致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开边生事是首要原因。可见太祖以来形成的“守内虚外”是经唐后期五代至宋人

形成的既定方针。对于宋人来说管意不能，致臣不得，最得御发之上黛”⊙。这个最得御戌之上策”，实则是汉族政权主动的战略退却，为一争雄长的游牧 渔猎民族进入中原共生共存提供了可能和机会。树欲静而风不止”，不进则退。

由此看10世纪至13世纪的多民族政治对峙下的文化认同，再由此看宋朝之后民族政权的更迭，中华文明和疆界的形成，细究于心都会得出不同于现今的许多有益认识。

其次，宋朝奉行养兵政策，豢养一支以募兵为主的庞大军队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独一无二的，尽管明清中后期也实施募兵制。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相继瓦解，募兵制日渐代替征兵制，养活一支以流民为主的军队，使得养兵费用在国家财税收支上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到北宋中期养兵费用已达五千万贯之巨，占国家财税收入的70%一80%，帝制国家为了满足这笔巨大的军费开支，自真宗咸平年开始“经度茶、盐、酒、税以充岁用，勿得增加赋敛”®。将人民生活的主要商品盐、茶、酒、矾、醋、矿治、香料等统统专卖经营。这种以工商税收为主的财政政策，大致也为中国古代各朝所仅见。五代至宋初，政府主要靠严酷的法律禁榷，由各级官府直接经营，即最大限度地控制生产、销售环节，但是官营成本高、效率低，国家只得向民众主要是商人开放销售（流通）领域，诸如在经济领域广泛实行买扑招标制，并逐渐开放部分生产领域，这就使得宋代的商业市场、城市城镇发展，呈现出与前代甚至与后代不同的面貌，从而造成空前的繁荣，并由此也促成经济的大发展。但是过去我们囿于西方社会科学和经济史理论的范式，对此轻描淡写，未给以足够的重视，或者多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负面作用及其导致历史进程因果颠倒的关系加以批判。我个人以为这是偏离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本相的一种认知，实际上研究宋代经济史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制国家财经政策亦即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以及市场繁荣背后的国家财经供需因素，庶几方可道升堂奥...

整个文治氛围居于秦汉以降各代之冠，已是学界的共识。遗憾的是，迄今并未见到较为全面深刻剖析贯通宋代文官政治论著的问世。迄今虽然对文官政治治理下的宋朝“内政”研究确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对于文官政治治理下的“弱宋”的研究还留有相当大的空间。

至于宋学与汉学成为中国古代经学分野最具代表性的两大类型，也已是常识。从汉武帝“罢黜百家”、汉宣帝“独尊儒术”到唐朝《五经正义》的颁行，是为汉学的第一个岭头，从唐中叶开始的儒学复兴至宋代，在北宋有《三经新义》，到南宋则有《四书章句集注》，构成宋学的完整体系，到明清继承汉宋方有四书五经。经学学风和释经方法的转变实不仅仅是思想文化内在理路的转变，更折射着社会历史内容和观念的变动。北宋的荆公新学力图通过建立刚健政府、完善社会制度来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结果是导致权力膨胀、腐败公行；南宋由朱熹完成的道学或理学反其意而行之，欲从正君心、重塑君主“圣人”形象来实现先王的社会秩序，结果是君心不仅没有被“正”，反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在“万马齐暗究可哀”之中。从目前的研究看，经学学风和释经方法的转变对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对宋代社会历史影响的估价，还远远不够。

而傅乐成先生对宋型文化已有论述（当然还需新的补充），不赘。

二、从10一13世纪中国历史看宋朝历史的特点

10一13世纪，在现今中国境内，曾并列存在着辽、宋、西夏、金、吐蕃、回鹘、于阗、喀喇汗、大理、蒙古（后定国号元）等政权，这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的时代。契丹族建立的辽朝辖有今东北和内蒙大部，南部包括北京、大同等地。西辽辖有今新疆和中亚部分地区。北宋辖有今华北大部，西起兰州以东、四川西北大部、重庆和大渡河以北的地区。南宋丧失约三分之一土地，退至今宝鸡市以南大散关和淮水以南。西夏辖有今宁夏、新疆吐鲁番以东的河西地区和内蒙西面小部。金朝辖有今东北、华北和内蒙大部。吐蕃辖有今西藏与青海。西州回鹘和于阗辖有今新疆的一部分。喀喇汗辖有今新疆南部和中亚部分地区。大理辖有今云贵地区。辽朝和金朝先后是东亚的第一军事

强国，西辽也曾一度称雄于中亚，宋朝在经济文化上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

国家。西夏、吐蕃、回鹘、于阗、喀喇汗、大理等也对本地区和民族的发展做

从10一13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看宋朝历史，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出了贡献。

第一，政治中心的东移。从政治中心看，自西周以来约1900年间，中国的政治中心始终是非长安，即洛阳。人们赞美甚至惊叹这两个古都曾有的辉煌，其实，其辉煌的基础，正在于古代的农业所能提供的余粮，足以支持其庞大城市人口的食用。自汉迄唐，经常需要从关东运输粮食，接济关中。为此开凿漕渠，而三门峡的险阻又成黄河漕运的最大难题。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随着西北沙化，西北经济在全国比重的下降，河北藩镇割据，国家财政主要依靠江淮地区。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军阀朱全忠胁迫皇帝离开长安，“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长安自此遂丘墟矣”。①三年后，后梁遂升汴州为开封府。这是中国古代建都史上最重要的转折，政治中心的东移遂成定局。除了后唐以洛阳为都城外，后晋到北宋都以开封为都城。宋太祖曾有重建洛阳为都城的意图，但终于接受众臣僚的劝告，安心居守开封。此后，除南宋以临安（今杭州）为偏安之所、明初朱元璋定鼎南京外，自金海陵王于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历元明清，北京一直成为国都。

两宋在中国帝制时代政治势力转移和大格局分布上是一个过渡期。

两宋在中国帝制时代政治势力转移和大格局分布上是一个过渡期。

第二，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经济格局形成。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长河中，辽宋西夏金时期，主要以两宋为代表，占有突出的地位。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辽宋西夏金的经济也发生两次严重的逆转，这是由女真人和蒙古人两次南下造成的。从另一角度看，在辽宋西夏金时代，今中国境内的各地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在手工业生产的时代，人口密度大致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然，人口密度的增加也意味着天然植被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中国古代的生态环境主要有西北沙化和黄河水患两大问题，两者其实是紧密关联的。辽宋西夏金时代的生态环境状况有进一步恶化趋势。宋初在内地已缺乏木材，需要由西北地区输入，这自然加剧了西北森林的砍伐，又转而加重黄河的水患。

当时存在着农耕经济、半农半牧经济、游牧经济，还有少量的渔猎经济。

编辑推荐

本书阐明了文化是如何被书写的，指出了民族志写作过程中书写方式产生影响的一些关键点：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田野笔记的记录方式，民族志对话各方讲述和写作的体裁形式，民族志文本写作的方式，以及民族志参照并借自其他文学形式的手法。本书在概念和方法论上的影响深刻持久，使人们反思文本化过程如何同时体现殖民秩序和后现代的可能性。

前言

　在我看来，在美国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近期历史上，一个突出的事件就是这门学科（毋宁说普通人类学中四领域分支学科组织中的这个很有影响的组成部分）从1980年代开始，与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容纳它的领地之间发生了深刻的断裂。当然，这个学科与那些形成了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家的认同的制度模式的一些方面仍然保持着功能上的契合，如同一些人物，诸如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在英国和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在美国，通过他们的著作所开创的那样。大多数的人类学家仍然从对美国之外的某一个地理区域的专门研究来开始其职业生涯[尽管很少有人接受过地区研究（areas studies）的专门化教育，这种教育在美国是从1950年代到整个1970年代广泛设立并鼓励学生选择。当时处于冷战和发展研究的氛围中，这种跨学科的项目得到巨大的投资，不过从那以后就一直在衰落。欧洲本身也已经成为了美国人类学家的具有相当高的合法性的异域，而且，一些专门领域，如科技研究，也获得了与传统的异域研究同等的声望和合法性]。至少从他们初的学位论文研究开始，大多数人类学家仍然活动在田野工作与民族志的方法所确定的范围里，该方法的群体精神与专业教学之神话由奠基人物创立的传统所建立。然而，相关职业不断得以演进的方式以及这些职业现在日益被理解的方式，田野工作经验的实际性质，以及作为掌握田野工作的规范途径的田野工作故事怎样在专业领域内被讲述并传递的方式，研究的对象怎样被概念化，以及人类学首要的跨学科伙伴是谁一一所有这些对于人类学专业的再生产至关重要的问题，都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当我在1970年代中期成为一名职业人类学家的时候，我在哈佛按照惯常的学徒模式进行准备。我被确认为是一名大洋洲专家，并且在波利尼西亚西部从事长期的田野工作（主要在汤加群岛）。我的田野工作的形成明确依据一些所关心的基本问题，如亲属制度、仪式、政治和宗教，并通过在当地社区居住和访谈的方法进行考察。虽然，在这个时候，至少在研究生当中，法国后结构主义者诸如福柯和巴特的影响、女性主义学者的成就、英国文化研究的实际重要性、创造一种结构主义的历史的努力（与当时盛行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相对）以及对田野工作的政治学的敏感（美国1960年代短期骚动的结果之一）就算没进入教室，也可以说全都进入了学术氛围。但是，我和我的同事仍然被认为正在从事着基础的“民族与地方”（peoples and places）模式的民族志研究。尽管就连在那时我们本来也可能为我们的学徒工作预见到不同的理论大纲和论题要点，但是我们的学徒工作在形式上仍然致力于在全球的民族志档案中增添作为比较材料或问题的资料，为了一门关于人的总体科学的、历史的、未完成的，也可以说是被中断了的，但仍然是拥有意识形态霸权的宏大规划，为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特别使命——描述和分析即便不是前现代的也是非现代的种种生活形态。

　　然而，尤其在杰出的研究生项目中，尽管许多更年轻的人类学家出于信念和领悟力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规划，但是参与这一学科就意味着通过民族志的形式与按照对田野工作的期望去遵从这一学科，而它们确实常常是接受人类学学术训练的主要吸引力。甚至在那时，更不用说此前和现在，美国人类学家的研究课题就是非常多样的。例如，特别是在“二战”后的头两个十年，在得到西方国家大力资助的发展研究的指示下，人类学家开始关注他们曾经研究过的传统民族所经历的各种变迁情形，这些人被作为农民、工人、城市居民还有跨国移民研究。但是，在所有的这种多样性和后殖民的转变中，作为基础的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仍然占据着学科的中心地位，这种实践反过来又继续嵌入在训练模式中，定义着在吸引学者们进入人类学的学徒工作中什么能做和什么不能做。

　　今天，美国人类学仍然以同等的兴趣多样性为特征（虽然自从1980年代以来这些兴趣在构成和表达上与此前大相径庭），地区专门研究和田野工作的核心特征仍然得到坚持，但是范畴的设置、具体研究参与的更广泛课题的潜在意义，以及核心方法的实践本身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我们那一代开始初具轮廓的东西如今已成为主流。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项目逐渐被一系列跨学科影响所界定，截然不同于这个学科在发展期所受到的那些跨学科的影响。规定民族志方向的主题和争论不再起作用，而成为了学科历史中的一部分（甚至在教学中被当作了学科史）。更新的讨论领域和理论关怀产生于跨学科讨论，这些讨论以198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分析的丰富而广泛的基本关怀为基础，而不是产生于人类学家共同体自身围绕人类学研究的已有成果所开展的学科辩论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