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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1893—1988）是现代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作品；他坚持独立思考，特立独行，表里如一。人们在服膺他的思想的同时，尤为钦佩他的人格。

梁先生的著作多关涉人生和社会问题，读者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他的人生经历、人生观、价值观和政治主张，同时可以品味出他的崇高品格是如何造就的。然而读者往往无力遍读其著作，因此影响了对梁漱溟先生的全面准确的了解。为了帮助读者较为全面而便捷地了解梁漱溟先生的思想、经历、品格，我们编选了这套“梁漱溟作品系列”。

本书以“谁从我的世界路过”名之，主要是梁漱溟先生在书中回忆对其人生有重要影响和他所交往或接触的重要人物，从中不难看出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的一个侧面。

正如中国当代著名学者雷颐先生所言：“梁漱溟先生经历丰富，他对人与事的回忆，自然见识非凡，值得认真拜读。”

代序：自传 / 001

部分 思亲记 / 001

思亲记 / 003

先父所给予我的帮助 / 007

悼亡室黄靖贤夫人 / 010

记念先妻黄靖贤 / 016

第二部分 朝话前辈 / 021

蔡先生与新中国 / 023

纪念蔡元培先生 

  ——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作 / 026

纪念梁任公先生 / 035

伍庸伯先生传略 / 041

忆蒋百里先生 / 062

怀念林宰平先生 / 072

怀黄远庸 / 075

第三部分 夕拾忆故 / 083

悼王鸿一先生 / 085

追悼王柄程先生 / 093

高践四先生事略 / 098

悼念陶行知先生 / 104

卫西琴先生传略 / 106

记李守常（大钊）先生事 / 112

补记熊十力先生之为人及彼此交游之往事 / 115

忆熊十力先生 / 119

怀念卢作孚先生 / 122

第四部分 谈往忆旧 / 125

自学资料及当年师友 / 127

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 / 132

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 / 141

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续） / 145

沈钧儒先生与政学会

  ——兼记袁世凯死后的南北统一内阁 / 150

忆旧谈往录 / 154

赴香港创办民盟言论机关《光明报》前后 / 180

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 / 192

记彭翼仲先生 

  ——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 / 205

梁焕奎事略 / 234

我国锑矿开发的先驱者

  ——梁焕奎五兄弟与华昌炼矿公司 / 240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其后自学成才。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1917—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0—1937年从事乡村建设活动；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为国事奔走，谋求国内团结。1949年秋，《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出版，他在自序中表示将：“尽力于思想而以行动证诸旁人。”自1950年迄于逝世，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工作以著述为主；继其成名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后，又写出《东方学术概观》、《人心与人生》，实现了在东西文化之间架一座桥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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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重要人物对一代贤哲梁漱溟产生过重要影响？梁漱溟与哪些高士名人的人生有着密切的交集？

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熊十力、林宰平、伍庸伯、章行严、杨怀中、郭人麟、甄元熙、罗常培、陈亚三、黄艮庸、朱谦之、王显珠、王平叔、张俶知……这些不胜枚举的名士，谁是梁漱溟先生的生命记忆中对他早年启发甚深之人？谁是他心里*折服之人？谁是他*为亲近的朋友？谁令他衷心尊敬服膺并奉教终身？谁是启发和感召他走上社会政治运动之路的父辈人物？梁漱溟先生如何评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诸多风云人物？当代著名学者雷颐先生说：“梁漱溟先生经历丰富，他对人与事的回忆，自然见识非凡，值得认真拜读。”

名家推荐：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性情、智慧、个人人格各方面来讲，在这种时代，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不同，像胡适之、梁任公等“时代名流”，没有一个超过他的。

 ——牟宗三

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直，有一句说一句，心口如一，三也。受大而众之力压，不低头，为士林保存一点点元气，四也。不作歌颂八股，阿谀奉承，以换取絜驾的享受，五也。

——张中行

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梁漱溟先生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

——费孝通

我对梁漱溟非常佩服，有骨气。

——季羡林

思想与行动，在他的生活里，完全打成一片。他不是书斋里的学者，在思想上却有超越一般学者的成就；他也不纯粹是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只是本诸社会良心，为国内的和平和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而奋斗不懈。

——韦政通

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且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他更接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实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

他不同于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从不“坐而论道”；他总是思考着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此外，他自己还强调过，也无人可以否认，他是表里如一的人，其思想和道德是一致的。

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美]艾恺

梁先生的人生有点像个圣人，圣人悲悯持世，进而止不住要救世，总想把自己的思想付诸行动，来改善这个社会。一般的读书人安于书斋，只满足于笔下风云，多徘徊于砚中风韵。从这个意义来讲，梁先生有些类似于甘地这样的圣者，通过自己的不断奔走感化大地，于改造人生与社会中践履一己的感悟。

    ——许章润

既非马克思，又非秦始皇。民国*大儒，桂林君子梁。有益的思想者，无害的乌托邦。孔孟为其信仰，宪政是其主张。致力第三道路，乡建实非所长，政坛成败如浮云，身后道德文章。

――秦晖

梁漱溟先生经历丰富，他对人与事的回忆，自然见识非凡，值得认真拜读。

――雷颐

梁漱溟先生一生为社会奔走，并为社会信赖，这位“中国的甘地”跟甘地先生一样立下功德、立下言思。他有刚硬而原创的力量，但文字又让人安静。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而亲。读他的回忆文字更让人体会到这种君子人格。

――余世存

书摘插图

思亲记

*

十四年春，漱溟既自曹州还京师，客清华园，始谢绝外务，出先公遗稿校理而纂次之。事既，又成年谱一卷，并付印，敬以布之当世；其去公之捐生遂志，盖已七年矣。呜乎！漱溟之不肖负罪，顾胜言哉！顾胜言哉！每于理稿次，辄手遗稿俯思而痛，作思亲记。呜乎！漱溟之负罪吾亲也，独在今日哉？吾亲肫爱人也。孝于其亲，慈于其子，胞与乎天下，靡在不致其肫肫款款；则儿子之仰被顾复，其奚待于申说区数？吾亲又周匝谨细人也。每事无在不运以神思，躬其琐屑。吾兄弟姐妹四人，盖一一长于公之手。溟生而瘠弱，又多罹灾病，公之育之也，独难矣！六岁踬于石阶，洞其额骨，绝焉，既苏，养息之。公为多列玩具枕前，引与嬉笑。此景思之常在目。十岁生疖疡，在额，在臂，在股，在足，隆起如枣大者七数。不得坐，不得立，并不得卧，日夜啼。公煮白米粥哺之半年。此景思之常在目。呜乎！公之育之也，为独难矣！公之于少子，又所深爱焉。溟年十四五以讫十八九间，留心时事，向志事功，读新会梁氏所为《新民说》、《德育鉴》，辄为日记，以自勉励。读广智书局印行《三名臣书牍》、《三星使书牍》，独慕胡文忠郭筠仙，每称道其语。公喜曰：“是何其肖我少年时所为也！”为书以嘉之，锡字曰“肖吾”；是己酉春间事。时漱溟年十七，肄业顺天中学，寄宿校中。爱之至矣。然语四子之侍亲，则至悖无状者漱溟也。噫！痛已！方公幼失怙，受吾祖母刘太恭人教，礼法綦严。恒终日侍立，不敢发一语。有不庄，诃谪扑责无少贷。由是持躬立品，植其基础，然天机才慧亦以是不无窒损。其后公有省于此，念之而自惜。既壮有子，则一意宽放之，亦入于新教育家言，不加扑责。溟兹追忆从前，盖竟不得遭扑者一事也。然因是儿辈无复知有悚惕敬礼。迨晚年，尝一日饭罢燕谈，儿辈或转在上座，而公在下。公乃太息曰：“我昔不以礼相督，不图尔曹遂亡知如此！”呜乎！儿子平日之无状可知已！公尤好与儿辈共语，恣之言，一无禁。吾兄既早就外傅，及长又出国游。两妹则女儿稚弱，健言者，唯嗽溟。公固关怀国家，溟亦好论时事，于是所语者什九在大局政治，新旧风教之间。始在光宣间，父子并嗜读新会梁氏书。溟日手《新民丛报》若《国风报》一本，肆为议论，顾皆能得公旨。洎入民国，渐以生乖。公厌薄党人，而溟故袒之。公痛嫉议员并疑其制度，而溟力护国会，语必致迕。诸类于是，不可枚举。时局多事，倏忽日变，则亦日夕相争，每致公不欢而罢。然意不解，则旋复理前语。理前语，则又相持。当午或为之废食，入夜或致晏寝。既寝矣，或又就榻前语不休。其间词气暴慢，至于喧声达户外者有之。悖逆无人子礼。呜乎！痛已！儿子之罪不可赎已！而溟自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读公晚年笔墨，暨辞世遗言，恒觉有抑郁孤怀，一世不得同心，无可诉语者。以漱溟日夕趋侍于公，向尝得公欢，而卒昧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呜乎！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逮后始复有寤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轻率言之，无有一当。则公之见背既三年矣，顾可赎哉？顾可赎哉？溟又以慕释氏故，辄从其戒条，茹素不婚，以出世自励。于时吾兄既成室十年而无子；公垂老，又怀决然遗世之隐志，终不得见嗣续之延。虽曾无一语示督责，而于邑含忍在衷者从可想。儿子之罪，不益以重耶！后三年纳妇，庙见，率新妇拜公遗象而哭。呜乎！是乌可赎哉！始在宣统间，溟年十七八，辄不愿有室。时先妣久病，自知不起，挽儿手而泣，开喻叮咛，情词甚切。儿重违母意。请如教，而有难色。公旁坐独无语。明日以书示之曰：“汝母昨日之教，以衰语私情，堕吾儿远志；失于柔纤委靡，大非吾意。汝既不愿有室，且从后议。不娶殆非宜，迟早所不必拘耳。”盖公于子女一身前途，但有自度于其衷者，则发虑陈情无弗纳。其或未可，则公固自有意向，隐然诏示，力持不移，俾之旋省平思，潜移默转，而不欲强其相从，大都类是。释氏之教，公所不喜也。溟年二十，日诵其言，公未尝一言止之。其时溟才卒业中学耳，学业半途无成，竟不更为升学计，公未尝一言督之。然而公之所以为教者至已！其卒不率教者，则儿子乖谬，不能承公志耳！吾国礼教之极弊，既于子女诎抑过当，致拳曲无以自立其人格。家庭间或外观仪雅，而内各茹痛于隐，隔阂不仁。比及挽岁，又被欧风，篡乱旧俗，亲子之分际至难已。公之为教，独使情余于礼，意得自通，而教之有道，其间分际斟酌，盖有足为一世法者。世其无以漱溟之负教不才，而没公之楷则焉，则儿子之罪或少纾耶？戊午十月，公既不惜以一死寤世人，遗言诸稿皆心血所在，纂辑之责溟既引之于己。顾迟之七年而后辑印行世，是岂可以人事羁牵相诿谢耶？盖不能以公之心为心，于公之精诚未云有喻。喻矣，于公精诚之所诣未能澈达无间，则犹未喻也。故虽时时在念，终赴之不急。而谬博时名，外缘日以缠绕；所与接者既在彼而不在此，故虽念之辄怀疚，而旋念旋忘。七年之间，卒卒役役，诚不知其所为者何事，竟置此一大事于不顾！呜乎！公在天其不瞑目矣！儿子之不肖负罪极矣！即欲自诛自责，诚不识当作何语。每于理稿次，辄俯思而痛；虽百死其安赎也！虽然，往事不可追，敢不知勉于今。窃自循省，起年十四五知有思想以来，尝数变其宗旨，顾二十年间，实未尝敢一妄自菲薄，然一向以浅衷矜气行之，盖无往而不负罪抱疚矣。去岁之冬，赖朋友之力，寤其昔非，始一一有悔心焉。公在天之灵其相之矣！既谢外务读公书，日夕回环，所得有在二十年趋庭侍膝之外者。或者自今其始为奉吾亲之教耶？呜乎！天下溺矣！公之志苦矣！饥溺恻怛，精诚之所诣，终启儿子矣！儿子虽劣，自今以往，其敢忘吾亲之志？不孝漱溟记于勉仁斋。

前言

代序：自传

*

我生于甲午中日战争前一年（1893）。此次战争以后，国际侵略日加，国势危殆。1937年七七事变，我国又遭受日寇长达八年之久的入侵。我的大半生恰是在这两次中日之战中度过的。

我原名焕鼎，祖籍广西桂林。但自曾祖起来京会试中进士后，即宦游于北方。先父名济，字巨川，为清末内阁中书，后晋为后补侍读，其工作主要为皇史宬抄录皇家档案。先父为人忠厚，凡事认真，讲求实效，厌弃虚文，同时又重侠义，关心大局，崇尚维新。因此不要求子女读四书五经，而送我入中西小学堂、顺天中学堂等，习理化英文，受新式教育。这在我同辈人中是少见的。由于先父对子女采取信任与放宽态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见为止，从不加干涉，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与我议论国家大事，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又使我隐然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这种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于社会问题，初倾向变法维新，后又转向革命，并于中学毕业前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从事推翻满清的秘密活动。辛亥革命爆发，遂在同盟会《民国报》任外勤记者，因而得亲睹当时政坛上种种丑行。这时我又读了日人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神髓》，受书中反对私有制主张的影响，因而热心社会主义，曾写有《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财产私有制，油印分送朋友。

1913年退出《民国报》，在革命理想与现实冲突下，自己原有的出世思想抬头，于是居家潜心研究佛典，由醉心社会主义而转为倾向出世。在此种思想下，1916年我写成并发表了《究元决疑论》，文中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随后我以此文当面求教于蔡元培先生，遂为先生引入北大任教。

1917年起我在北大哲学系，先后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等课。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高涨，气氛对我讲东方古学术的人无形中有压力。在此种情势下，我开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后来即产生了根据讲演记录整理而成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书中我提出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可分为三大路向的见解，同时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人生，并指出世界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些见解反映自家身上，便是放弃出家之念，并于此书出版之1921年结婚。

随着在北大任教时间的推移，我日益不满于学校只是讲习一点知识技能的偏向。1924年我终于辞去北大教职，先去山东曹州办学，后又回京与一般青年朋友相聚共学，以实行与青年为友和教育应照顾人的全部生活的理想。

1927年在朋友的劝勉下，我南下到北伐后不久的广州。在这里我一面觉得南方富有革命朝气，为全国大局好转带来一线曙光，一面又不同意以俄为师，模仿国外，背弃中国固有文化的做法，因此我虽接办了广东省一中，但此时更多考虑的乃是自己的“乡治”主张。依我看来，由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唯有先在广大农村推行乡治，逐步培养农民新的政治生活习惯，西方政治制度才得在中国实施。1929年我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学校、黄炎培先生江苏昆山乡村改进会、晏阳初先生河北定县平教会实验区及山西村政之后，适逢彭禹廷、梁仲华创办河南村治学院，我应邀任学院教务长。这是我投身社会改造活动的开端。但因军阀蒋阎冯中原大战，开学未满年而停办。旋于1931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该院设研究部与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并划邹平县为实验区（后扩大为十余县）。实验区有师范、实验小学、试验农场、卫生院、金融流通处等。县下设乡学、村学。乡学村学为政教合一组织，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此项试验在进行七年之后，终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抗日战争爆发，发动民众与国内团结为抗战所必需，于是我开始追随于国人之后，也为此而奔走。1937年8月应邀参加国防会议参议会，曾对动员民众事有所建议。1938年我访问延安。这是我奔走国内团结的开始。访问目的不外考察国共再度合作，民族命运出现一大转机，共产党方面放弃对内斗争能否持久，同时探听同仇敌忾情势下，如何努力以巩固此统一之大局。为此曾与会见八次，其中两次作竟夜谈。关于对旧中国的认识，意见不同，多有争论。但他从敌友我力量对比、强弱转化、战争性质等分析入手，说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问题，令我非常佩服。1939年留在西南大后方感到无可尽力，我又决心去华北敌后游击区，巡视中得到国共双方协助。经皖、苏、鲁、冀、豫、晋六省，沿途动员群众抗战，历时八个月，历经艰险。在战地目睹两党军队摩擦日增，深感如任其发展，近则妨碍抗战，远则内战重演，于是返回四川后方，除向国共双方指陈党派问题尖锐外，更与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共商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以增强第三方面力量，为调解两党纷争努力。1941年年初，皖南事件爆发，国内团结形势进一步恶化，遂又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发起将“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同时被推赴香港创办民盟机关刊物《光明报》，向海内外公开宣告民盟的成立。不料报纸创刊仅三月余，即因日军攻占香港而停刊。我不得不化装乘小船逃离香港，来到桂林。在此我负责民盟华南地区工作，边从事争取民主、宣传抗日活动，边从事写作。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战宣告结束，两党领导人又会晤于重庆。眼见敌国外患既去，内部问题亦可望解决，我即有意退出现实政治活动，而致力于文化工作。及至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告成，我更以为中国步入坦途在望，于是托周恩来先生带信给，说明自己退出现实政治之意，同时发表《八年努力宣告结束》等文，向社会表明心迹。因未获毛周二位谅解，我于1946年3月再度访问延安。但时局旋即恶化，我不得脱身，反被推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至1946年年底，终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和谈破裂，我即辞去秘书长，去重庆北碚，创办勉仁文学院，并在此讲学和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的撰写工作。书中总结了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并指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全国解放，1950年我由四川来到北京，得与多次谈话，表示愿在政府外效力国家，并建议设中国文化研究所，或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终因故未能实现。1952年为对解放前的思想与政治活动做一番回顾与初步检讨，写成《我的努力与反省》一长文。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发言，受到严厉批评。1955年批判更在全国展开。自此以后我即将主要时间与精力投入著述之中。

1960年着手写《人心与人生》一书。这是早自20年代即酝酿于心的著作，自认为关紧要，此生定须完成。不料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参考书尽失，写作工作被迫中断。于是在抄家未逾月的困难情况下，另写《儒佛异同论》及《东方学术概观》等。至1970年，才得重理旧业，续写《人心与人生》。但不久又逢“批林批孔”运动。因我坚持“只批林，不批孔”，为大小会所占去的时间更多，写作近于停顿。至1975年中，此书终告完成。如在此书《后记》中所说，“卒得偿夙愿于暮年”，了却一桩心事，而我的著述活动也随之基本结束。

后，我以《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中的一段话，作为此文的结束语：

“就以人生问题之烦闷不解，令我不知不觉走向哲学，出入乎百家。然一旦于人生道理若有所会，则亦不复多求。假如视哲学为人人应该懂得的一点学问，则我正是这样懂得一点而已。”“卒之，对人生问题我有了我的见解思想，更有了我今日为人行事。同样地，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究竟什么算学问，什么不算学问，且置勿论。卒之，对中国问题有了我的见解思想，更有了今日的主张行动。”

回顾过去，我就是这样跋涉在自己的人生征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