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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古·贯通·启新：中国古代史》为国图名家讲座系列之中国古代史讲座的整理汇编。主讲人为北大历史学系和考古文博学院的张帆、刘绪、朱凤瀚、韩巍、陈苏镇、叶炜、陆扬、邓小南、党宝海、李新峰、郭润涛等十一位资深专家。开篇为总论，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和特征进行总体评述，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史前和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蒙古和元、明、清，综合运用各种史料，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讲解，展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做到了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不仅介绍史实，同时介绍掌握理解分析史料的方法，*终达到对中国历史初步但全面的了解。本书不仅是一本中国古代通史，也是一本讲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书。不仅适合想了解中国历史的普通读者，对有志于历史研究的青年学生也非常有帮助。

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和特征 张帆

中华文明的曙光：史前和夏 刘绪

甲骨与青铜的王朝：商与西周 朱凤瀚

争霸、兼并与社会变革：春秋战国 韩巍

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巩固：秦汉 陈苏镇

政治分裂与民族融合：魏晋南北朝 叶炜

盛世的建设和瓦解：隋唐 陆扬

忧患与繁荣：宋代历史再认识 北族政权的兴衰 邓小南

征服与磨合：元 党宝海

重建的困境：明 李新峰

清代地方行政体制 郭润涛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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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历史条件的制约，元朝留下的烂摊子，明朝得一点点收拾，也就是说虽然明朝想重建，但这个社会已经遭受了百年异族改造，也不是说重建就能重建的。还有一个历史条件是明朝想去“师古”，学习汉、唐、宋，但是汉、唐、宋最后也是灭亡了的。明朝特別强调学汉、唐，各位都听过“唐宋变革”，宋代以后的社会已经不能够用唐代那种简单的统治方式去硬套了。明朝面临的局面，还有手里拥有的资源，决定了这两次重建都是受限的。

此外我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所谓的历史常态。古代国家在新建的时候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妥协，通过妥协建国，宋代是个典型，唐代某种意义上也是，只要将国家建起来，统治利益可以妥协分配。另外一个就是完全从外部来破坏，元朝就是如此，元朝是从外部建立一个破坏性的国家。元代对中国的统治是野蛮的，是破坏性的，但它是从外部来的，中国社会很多底层深层的东西都还保存着。而朱元璋对中国的改造和重建是连根拔起的，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重建是最彻底的破坏。历史和社会有它自己的逻辑，单纯想以一己之力来重建一个新世界，基本上很难成功。

国家跟精英的关系也是个问题，明朝的精英是放任型管理，但他要重建就要加入这个政权，加入政权他就要为这个政权去服务尽忠，所以官僚阶层能做的事情也非常有限。

如果按这个想法来看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没有外部力量破坏，让一个纯粹的汉地国家来主导社会、引领社会，也好不到哪去；让一个其他的北方民族国家来统治，也差不到哪去。无论是清，是元，还是明，他们给社会、给人民带来的都是差不多的东西，也就是那句我们都知道的话: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我认为明初人重建的目标是呈现一个理想的中国。这个理想中国标准有二：一个是前代的传统，前代成功的国家，明初人心目当中最理想的就是汉、唐，也包括一点宋，乃至再往上三代；另外一个就是书本里的中国，儒家经典里的理想的国家，此前蒙古统治者没有认同和接受这种传统，现在要依据经典来塑造一个全新的中国。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元明之际，不存在太多民族革命的色彩，只是一次比较普通的改朝换代。这种说法既对，也不对。对的一面暂且不说，我想提醒各位的是，朱元璋的武装力量最开始是脱胎于元末的红巾军，它以“恢复大宋”为口号。肯定要从恢复中华这个角度出发宣传，要强调华夷之辨。出于这层政治考虑，朱元璋最初大谈恢复中华，但后来就不说了，因为会有很多现实问题，许多官员像刘伯温等，都曾在元朝做官有功名的。如果否认元朝的合法性，无形也会否定他们的合法性。另外同为北方民族建立王朝的清，在叙述元明历史的时候自然而然会站在北方民族的角度去尽量消灭历史上与华夷之辨、与恢复中华有关的政治现象或者言论。清朝对元明之际的很多著作做了精心篡改。

谁来重建这个理想中的中国呢？想去重建、有能力去重建的只有国家力量，在中国古代就是君主和统治阶层。这里强调的是明初重建的两重保障:一、明初的君主和统治阶层，特别是君主握有空前强大的武カ；二、君主的最高合法性，可以调动所有力量。

明代的党争如果要说有恶化的地方，就是由对事变为对人。当我们想去区分东林党和阉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很难区分。因为你说这个人是党，但在很多事情上他又秉持东林党那样的主张：你说他是东林党，很多事情他又跟阉党一样。我们就要注意一点，既然是党争，对事不对人的话还怎么分派系，而且你的反对者完全可能利用你的对事不对人来搅和你的阵营。所以党争自然而然就会从对事演化到对人，党争肯定是人分派系。对人不对事就会造成那个人说的是正确的，你也要反对他，这就是党争的代价。在明代社会两次重建形成的局面下看这时期的党争，我的评价不是那么高。

最后总结一下这两次重建以及后果。第一次重建，即明代祖制统治的时期，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平庯、黯淡的时期，它固然造就了个空前强大、内部秩序持久的王朝，但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第二次重建——官僚的重建，固然有很多闪光的地方，可是这些闪光的地方更多的是考虑怎么样去监督、怎么样去防范，它可以使官僚体系内部得到自我清洗，攫取权力的欲望会得到制约，但无论是科举文人，还是这一套监督机制，都很难去应对更大的挑战，比如来自外部的军事挑战，或者像来自内部的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挑战。明末很多人开始反思：科举文人、官僚士大夫，清正守节之士多，能拨乱反正者少。

明朝曾经有过那么多历史机遇，它的人口曾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高峰，超过了宋代，达到了至少1.5亿，甚至有可能到2亿。它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这是长期的和平一一哪怕是高压秩序下的和平，造就出来的。明代中期出现了世界性的市场，有了西方来的势力，当时西方带来的还不是枪炮，往往是一些课本、银元和美洲作物。明代中后期，印刷出版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书本大量流行，知识得到普及。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历史机遇，但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起官僚士大夫足够的重视。他们或许不会像清代后期的很多人那样满足于闭关锁国，但他们也没有充分抓住这些契机。所以这两个重建仍然是有局限的。

同样，对于明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假设他们的考试制度不是那么僵化，假设他们学的东西挺好，不是考八股文，那他们会不会就有创新，就会引领这个社会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呢？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前途首先在于要加入统治集团，所以他们对国家的掌控和引领并不真实。第一，他们永远受到皇权的限制；第二，政权对知识分子的要求，首先不是知识分子本身的道德、知识追求。因此这两次重建都是有局限的。重建为什么不成功？因为在中国古代，每个人的权利一一民生和民权，都受到限制。明朝还算是民权在有限情况下相对得到保障的一个时代了，其他绝大多数时代还不如它。而有可能做出改变的人

这个社会的精英，也就是读书人，他一旦加入这个专制政权，他们的人格和思想也都受到了限制。无论是国家，还是精英，还是人民，都受到局限，所以国家长久不了，精英实现不了抱负，人民一直受苦。

整个中国古代，可能不同的时代做了各种试验，初衷大概也是想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可是我们看到，明朝，无论是国家还是官僚有这样好的条件，但他们建成的也不过如此。这就让我们感到，如果有“轻君重民”的一种思想在人们的心中出现，或者在现实当中出现，可能中国古代历史会从这个怪圈当中走出来。但是我们很难在中国古代历史的表现和知识传统当中看到这种萌芽。这就是我说它是困境的原因。

春秋和战国这两个历史阶段的分界线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说法。第

一种是以《春秋》经书结束的这一年（前481）作为春秋结束、战国开始的年份。第二种是以周敬王死的这一年（前476），很多教科书是取

这一年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第三种是以“三家分晋”（前453）为分界。

晋国三个重要的卿大夫韩、赵、魏联手灭掉另外一家智氏，由此形成

三足鼎立的局面。我个人倾向这一种。第四种是《资治通鉴》的说法，

韩、赵、魏这三家受周天子册命为诸侯的这一年（前403）。

编辑推荐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考古文博学院的张帆、刘绪、朱凤瀚、韩巍、陈苏镇、叶炜、陆扬、邓小南、党宝海、李新峰、郭润涛等十一位资深专家，深入浅出，讲解中国古代史。

前言

出版缘起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发达”。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尊史、学史、治史、用史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近年来，“国学热”及其相伴生的，丰富多元的传统文化普及资源，也已经孕育出相当规模的高水平历史爱好者群体，他们对单纯猎奇、讲故事之外的严肃历史问题产生兴趣，且审视的水准也达到了很精致的程度。他们渴望得到一流学者的指点，得其门径而入，将类比的触角突破时间的尘封，引发“今月曾经照古人”的共鸣。

针对这样的精神文化需求，致力于挖掘馆藏经典文献、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广大公众提供免费、终身、优质社会教育的国家图书馆联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从2018年10月起，举办“稽古·贯通·启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稽古一词出自《尚书》，即考察古代的事迹，总结知识与经验。乾隆皇帝在编纂《四库全书》的上谕中说：“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 历史具有整体的脉络，“贯通”是学习历史的重要方法。近代著名哲学家马一浮先生说，光有知识还不能称之为学问，要在一个“通”字上下功夫，知行合一就是求“贯通”的认识论，就是弄懂这门学问的方法。“启新”是学习历史要达到的目的。材料要新，观点要新，方法要新，“新”是学问的着力点，也是学问的功用。今天，党中央特别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启新”以更深的含义。

系列讲座以此为出发点与自足点，延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文博学院十一位知名学者，以历史时段为序，在国家图书馆文会堂，面向社会公众讲授中国古代史。10月10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著名元史学者张帆以“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和特征”为题，率先开讲，向听众整体介绍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帝制时代历史的基本特征与研究思路，使观众整体了解中国古代史的基本脉络和研究状况有初步了解。随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历史学系朱凤瀚、韩巍、陈苏镇、叶炜、陆扬、邓小南、党宝海、李新峰、郭润涛等学者先后登场，通过一、两场讲座的时间，勾勒出史前与夏、商与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学者们的讲座重点各有不同：或侧重断代特征的整体把握，如邓小南先生综合运用各民族语言文字、史籍文书材料，对宋辽金西夏等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如数家珍、面面俱到；或侧个人研究专长的分享，如陈苏镇先生对春秋与汉道的剖析，开启了观众对于两汉政治文化的深入思索；或以问题为导向，如叶炜教授解读纷乱复杂的魏晋南北朝时，紧紧围绕南朝“皇权消长”、北朝“胡化汉化”两个核心问题，层层深入，不断思辨；或重在开拓观众视野，如陆扬教授讲授隋唐历史时，特别注重介绍国际隋唐史研究的**成果，令人耳目一新。或以文本为基础，逐步拓展，如郭润涛教授在谈论清代地方体制问题时，即从《大清会典》的相关材料出发，条分缕析，无一字空谈；有的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紧密结合，如朱凤瀚先生在讲述商周时期国家形态与社会发展时，展示讲解了大量甲骨、青铜器图片，旁征博引，令观众大开眼界。

系列讲座主讲人均为中国史学界知名学者，其中多位是本学科领域内*重要学者或资深学术带头人。其研究博而且专，既熟悉所讲断代史的整体情况，又对细分领域有开创性探索，且在北京大学承担一线教学任务达数十年，授课经验极为丰富。因此，系列讲座平实生动、感染力强，主讲人与听众互动频繁，答疑解惑从讲座中延续到讲座结束。

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高水平学科团队集体亮相国家图书馆，为社会公众系统讲述中国古代史的前沿研究，迄今尚属首次，是以吸引大量观众来到现场聆听，其中不乏远道而来的外省市观众。每到讲座之日，拥有两百多个座位的国家图书馆文会堂一席难求，观众往往要提前一个小时到场占座，而大量找不到座位的观众或全程站立、或坐在地上听讲，秩序井然、有条不紊。除现场讲授外，光明网对其中五场讲座进行网络直播，对四场讲座进行录播，全部九场讲座点击率总数超过两百万次，社会反响极为热烈。

讲座的顺利开展，为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北京大学各院系，乃至全国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高等院校合作开展文化普及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式：即以公共图书馆等文化服务机构为平台，由专门之家守住本学科普及教育的阵地，为有心向学的普通大众系统、完整地讲授专门之学，并与互联网传播相结合，实现专业知识的普惠效应，进而陶铸思想、启迪民智。

为回馈观众的厚爱，并使名家灼见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讲座结束后，主办方委托北京大学出版社将讲稿出版，是为本书。此外，本系列讲座讲稿的整理校订等工作，主要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李屹轩、邴文彬具体承担。在此谨缀数语，聊致谢忱。

本书编委会

2019年7月2日

书籍介绍

本书以张帆教授《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与特征》开篇，整体介绍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帝制时代历史的基本特征与研究思路，使观众对中国古代史的基本脉络与研究状况有初步了解。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史前和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蒙古和元、明、清，共十个阶段，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讲解，展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做到了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不仅介绍史实，同时介绍掌握理解分析史料的方法，最终达到对中国历史初步但全面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