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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色瓷”是晚唐五代越窑最高等级的产品，其出现标志着制瓷史上划时代的技术飞跃，胎釉工艺的突破，带动了全国制瓷业的腾飞，是之后汝窑、龙泉窑、南宋官窑、高丽青瓷等高等级瓷的工艺基础。秘色瓷斐然清润，自出现起便美誉连连，“轻旋薄冰盛绿云”的风貌更是契合着时代艺术追求。

本书以考古学者的足迹为线索，再现了秘色瓷的发现过程：从兴盛的中晚唐荷花芯窑址，到由盛转衰的北宋寺龙口窑址，再到南宋越窑的低岭头窑址，最终在后司岙窑址找到秘色瓷的集中产地。这一过程再现了越窑青瓷发展历程中几次大的转向，并通过青瓷的光影映射出其时政治、文化的变迁。

目  录

序  言 / 1

壹 瓷窑址考古的帷幕

探寻秘色瓷 / 5

越窑的两个次级中心 / 10

上林湖中心窑区 / 18

贰 秘色瓷初现：法门寺秘色瓷标准器

地宫秘色器与供佛仪轨 / 24

地宫遗存与佛教华夏化 / 31

瓷器与茶德文化 / 37

叁 越窑的繁荣：荷花芯窑址

中晚唐的荷花芯窑址 / 48

隋唐帝国的南向开发 / 56

知识力量推动的高端瓷需求 / 68

上林湖越窑的复兴 / 79

肆 越窑由盛转衰：寺龙口窑址

从晚唐持续到南宋初的寺龙口窑址 / 94

宋学进步与士大夫参政 / 101

政治改革对越窑起落的影响 / 113

伍 越窑的尾声：低岭头窑址

南宋的“低岭头类型” / 126

南宋落定与越窑延续 / 134

复古瓷流行的文化背景 / 141

税种增长与窑业机构设置 / 154

陆 发现秘色瓷：后司岙窑址

晚唐五代的后司岙窑址 / 172

吴越国与秘色瓷 / 184

秘色瓷的礼仪性 / 193

柒 海上瓷路的文化传播

瓷器的海外输出 / 203

市舶管理的加强 / 214

越窑瓷中的外来因素 / 222

结  语 / 235

注  释 / 240

郑建明，复旦大学教授，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长期从事野外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先后主持过越窑、龙泉窑、婺州窑、瓯窑、德清窑及原始瓷窑址的调查与发掘工作。近几年主要承担国家文物局越窑考古工作规划的实施与指南针计划“瓷之源”课题研究，重点探索中国瓷器起源问题，先后发现多个节点性窑址，将中国瓷器的烧造历史上溯至夏代，同时初步建立起从夏商至秦汉时期中国瓷器起源的完整发展过程。已出版多部大型考古发掘报告和专著。

林毅，杭州市级机关公务员。喜好透过瓷器的转折变化，在历史中寻找背景原因。发表多篇古瓷器研究文章，主要有：《青瓷中国》《江南地区战国原始瓷发展与越国的兴衰》《胡纮的背影》《炉瓶香事——浙江长兴明代墓葬出土香事器物略论》《敬天祀神——越族土墩墓背后的信仰与葬俗》《壶觞沃酹——江南原始瓷酒器与权力的起源》《闻乐观仪——由原始瓷礼乐器看南北信仰差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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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陶瓷是人类历史上以出现早、应用广、影响深而著称的伟大发明，陶器的使用是人类走向定居的重要标志。而由陶向瓷的进化，更是极大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能力，瓷器的开发成为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

　　中国瓷业的主流发展脉络大致可划分为四大阶段：先秦的原始青瓷；秦汉原始瓷到六朝的早期青瓷；唐宋席卷全国的各大名窑出现；元明清影响到世界的彩瓷生产。其中第一、二阶段的核心产区都在浙江，以浙江为中心的中国东南部是瓷器的起源地与核心产地。第三、四阶段制瓷业在全国广泛分布，但瓷业重心仍在以浙江及周边的江西、福建等地为主的中国东南区域。本书讨论的重点是第三阶段唐宋时代的上林湖越窑，外来文化的多样性经由隋唐帝国吸收发酵，在两宋终于融合进本土文化，以越窑瓷为代表的“中国瓷”升华为华夏文化载体走出国门。

　　上林湖越窑出现在浙江并非偶然，以浙江为中心的环太湖文化区自古为古越族的政治、经济中心，从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其长时间处于中国文明的引领地位。良渚文明崩散后经历了钱山漾与广富林文化的低谷，马桥文化时期社会复杂化再次加速，古越族最重要的制瓷业在这时开始腾飞，在约当于中原夏代晚期时原始青瓷创烧成功，揭开了世界制瓷史的序幕，之后数千年一直站在世界制瓷业的最前端。东汉时完成原始瓷向成熟青瓷的飞跃，浙江上虞小仙坛是中国青瓷成熟的标志地，从此，制瓷业带动了江南经济的千年勃兴。浙江有长时期、大范围的瓷业作坊分布，只是核心产区在每个产量高峰都有流动。成熟青瓷从东汉中晚期的上虞小仙坛出发，流经不远处三国、西晋的凤凰山窑址群，形成一个发展高峰。为方便与唐宋时期的越窑相区分，我们称之为“早期越窑”。隋唐至两宋时青瓷在慈溪上林湖留驻并爆发开来，通常称为“越窑”或“上林湖越窑”。早期越窑青瓷的生产及使用主要集中在江淮以南，尤以作为六朝都城的南京为核心，中原区域的使用范围较战国原始青瓷有所扩大，但仍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所在地为主，说明汉至西晋的早期越窑青瓷的使用仍集中于社会高层。中唐以后青瓷产业再次腾飞，这次复兴正值国家全面南向开发的进程中，青瓷因之进入了全国流通网络。窑业分布区域及产品类型、数量都明显增多，越瓷从此参与进闲敲棋子、慢吟诗书的藻藉风雅，被赋予深厚的文化情节。

　　上林湖越窑是唐宋贡瓷的烧造地，“秘色瓷”是晚唐五代越窑的最高等级产品，它的出现标志着制瓷史上划时代的技术飞跃，胎釉工艺的突破带动了全国制瓷业的腾飞，是之后汝窑、龙泉窑、南宋官窑、高丽瓷等高等级青瓷的工艺基础，因此可以称越窑为“母亲窑”。随着唐代使用群体的扩大，青瓷因高层文化圈的喜好在全国范围得以扩散，其主流样式是时代艺术追求的合集，越窑由唐代的阔大到两宋的精致印刻着不同的文化需求。秘色瓷斐然清润，如幽林凉月下的琴音，在风穿树籁的历史微鸣中，悠续着远古南方文化的幽沉平和，切合着唐末到宋初清冷怀旧的主题。北宋晚期越窑走向衰落，秘色瓷的风貌逐渐隐匿，文献的记载与存世器物间已很难对接。南宋叶寘记：“……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后世儒者视与盛世繁荣不遇而难以释然，于

　　是，寻找“秘色”成为宋明以后文士欣欣然的期盼。

　　本书沿着考古学者探寻的足迹，以文献与实物结合的方式，再现秘色瓷的发现过程。从兴盛的中晚唐荷花芯窑址，找到由盛转衰的北宋寺龙口窑址，然后发现南宋越窑的低岭头类型，最终在后司岙窑址找到了秘色瓷的集中产地。这一过程正好再现了越瓷发展中几次大的转向，其时的政治、文化变迁皆留存在青瓷散落的背影里。

　　秘色瓷集中出现在晚唐五代，中唐以后国家经济南向开发，成为越窑技术发展的推动力，晚唐地方割据又让江南的资源开发达到极致，秘色瓷的独具特色和一器难求，使之成为地方势力朝贡、外交的润滑剂。它似时代进行曲中的音符，隐显在越窑构建出的年轮小节间。文化的主旋律督促着政治策略实施，在知识力量推进下谱写出民族认同的乐章，华夏文明的交响曲由南北乐章共同谱演而出。越窑的盛衰契合着文化演进的韵律，本书将从主流学术与民俗信仰的结合点出发，探寻由秘色瓷牵引而出的文化律吕。

　　社会普遍信仰的建立，自古便诉之于奉为真理的知识与思想，这就和社会最高学术水准无法分开。由统治层的学术引领扩展到民间的风俗，都以民族文化的归属感为基础。本书中以“社会意识形态”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这里我们称为社会的“小传统”，而学术思想便是影响

　　社会发展方向的“大传统”，将两个传统沟通汇流是政治统治力量下行的关键。每种民族传统的实现都是文化苦搏的成果，主流传统的转折也并非起于人性的动力，而是在于时代的政治需求，总体上看“大传统”总是引领着社会意识形态的进步。社会精英着力在理想世界与社会现实之间建立连线，通过学术文化的力量修正统治策略的偏差，以文学、艺术、科技等方式表达民族特色，精英偏好引导艺术取向并以此舒写思想世界与政治历史的联接。而越窑青瓷正是唐宋时代的潮流风向标，定格在时代艺术与主流学术的结合处。

　　中国学术建设在三代时期就已初现端倪，自西周以来便建立起以德礼秩序为主干的统治理论。在君主治国的需求中，专制官僚政治是事实存在，但为之蒙上传统学术的光环，方能助于营造“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盛世愿景。华夏文化脉络的发展正如深山大泽中必生龙蛇，在东周百家争鸣的学术土壤中，儒学在多方思潮的打击下不断吸收扩容，成为此后统治策略的发源处。由于儒家思想对天、地、人等众多事物加以系统的解释安排，处理从治国平天下到寻常人生、家庭、教育、文化等日常琐事，也就决定了学术传统的力量必然深入下层社会。秦汉帝国经历了长时间的“法”“儒”实践，到两汉时，以“礼”为基础传承的儒学逐渐成为统治思想的中坚。南北朝时进入中原的西域诸国都自称源于华夏，“统一”的观念升华为民族认可的政治共识，新的历史观是隋唐统一的精神基础。“没有北朝，便不会有一个多民族的开放统一的隋唐，也不会出现盛唐”，“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儒学开拓的胸怀造就了隋唐帝国的世界性，“以

　　秦汉中国文明和伊朗、印度文明为父母，生发出新的‘远东文明’时代”，这个时代最大的学术特色就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

　　两晋南北朝玄道之学与佛教的繁荣使儒学式微，长期延续的儒、佛、道各方经多次碰撞，到隋唐时展现出了不同于前的思想特征。儒学消化佛教花了数百年，经由盛世的吸收创新走向两宋的成熟内敛，学术思想与统治格局在这时基本定型。国学的人文修养有益于官员专业职守，“士”与“大夫”结合成为中国政治演进的最终定局，也正是在唐宋发展到了成熟形态。两宋以后佛教的思维方式与儒学多方位贴合，汇流入中华文化之中。主流知识群体虽长时期浸润在儒学底色之中，但不同时代的政治需求让学术、宗教、法术各有起落。越窑青瓷便滋蔓在时代思想的需求中，闳衍开学术秩序律动的年轮。

　　时代特色在瓷器上的印记有相对滞后性，这一时间差正是学术思想向意识形态普及间的错位，但从总体趋势上看，瓷器是由高端稀有逐渐走向民间日常，与知识下行的步伐有相对一致性。从先秦到两汉青瓷一直留驻在南方高端人群中，主要是因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合一，江南尚未进入主流群体。东汉以后虽加大江东的开发力度，但南北交流仍不甚密切，江南的实力还不能引起中央重视。六朝之时瓷器已得高层喜爱，但仍以江淮区域间的扩散为主，华夏的文化经济中心向江淮有所移动，但分裂政权下青瓷作为商品走向全国的条件尚不具备，当时南北水运路线需经多重转折，这些都让青瓷销路多限于中国东南。隋

　　唐之时的军事与政治重心仍在北方，但南方的经济文化水平已是帝国无法忽视的存在，于是隋炀帝开通运河在南北之间形成直达通道，但作用尚未显现就已进入唐代。中唐以后对江淮经济日益倚重，运河漕运的重要性方才突显，盛唐的水运疏通让国家网络大体成型，并成为越窑进入主流文化的物质基础。

　　隋唐帝国恢弘的政治思路加速了外来文化的进入，不仅开拓了儒学内涵，也影响着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在开拓型的文化需求中越窑迎来了腾飞机遇，以越州土贡名品的形式进入中原，从此开启了全国性高端商品的模式。唐宋“士大夫”的精神需求缘引着民间风素，越窑青瓷在时风流韵中辗转，诠释着对主流艺术的希求。经济发展水平、政策以及人口流动等各项因素，甚至社会的稳定与崩散，都会影响时代艺术的取向，这些因素经由民俗的吸收整合后，定格在瓷器的时代风貌中。“秘色瓷”是晚唐五代最高等级的瓷器，在帝国落寞的背影里承载起重建文化自信的民族需求，由学士群的推崇，锁定为华夏重要的文化特征。

　　两宋以后的思想内化让瓷器充满了文化意蕴，王室南渡更惊觉了国学的风骨，宋瓷终成为“君子如玉”品行的代称。青瓷与学术的典范结合在南宋初年的越窑完成定向，如玉的质感追求改变了秘色瓷以透明釉为标志的艺术风格，“秘色”从此成为高端青色的统称，在南宋以后被赋予古典风雅的内涵。越窑全面衰落时，与“秘色”的渐行渐远让思想世界有了发挥空间，从此“秘色”成为所有高等级青瓷的代称。由“秘色”关联的太平景象，让越窑成为士大夫流连遐想的新起点，从根源处再次托举起民族的文化自信。

　　正因瓷器与时代结合紧密，才为复原文明特色提供了可能，瓷器的保存、修复较丝绸、漆器等相对容易，即使是些许碎片也能还原出点滴历史印记。对越窑探寻的目标不单是恢复窑区原貌，不同时期器型、纹饰的流行风格变化，也能再现主流学术对不同文化的融合。这里将以寻找秘色瓷为轴，钩沉稽古，发微抉隐，铺展开文化最轩敞时代的历史卷轴。青瓷用记忆碎片镶嵌在帝国思想的旧日轩窗，透过江南烟云可以鸟瞰主流文脉的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