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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和实践智慧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生产的集大成之作。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文化资源不会自动生成社会科学理论，中华文化作为智识资源的重要意义在于同现代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经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升华，终产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成为人类共同知识的组成部分。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对中华传统文化概念的挖掘，对原有概念进行再概念化和理论化的创新发展，对中华文化蕴涵、关涉国际关系的叙事结构进行剖析，对中国实践经验和社会规范做理论上的凝练。

总序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理论的构建秦亚青001

前言秦亚青001

章全人类共同价值：理论内涵、时代意蕴与实践路径邢丽菊001

第二章全球治理的发展进路：历史考察与中国视角刘昌明山秀蕾031

第三章中国外交的“礼尚往来范式”陈康令057

第四章信任力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陈遥098

第五章文化与国家安全理论创新白云真146

第六章中国战略文化与“镜子”思维张一飞171

第七章中国战略文化的攻守逻辑：理论、历史与当代启示秦立志219

第八章规则、关系与地区安全治理

——以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协作治理为例魏玲杨嘉宜268

第九章国际组织的治理：决策、实施与遵从马荣久301

第十章多边主义：比较区域治理研究的实践视角秦亚青324

后记347

秦亚青：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外交学院原院长、教授，比利时皇家学会外籍院士，奥斯陆和平研究所全球研究员。重点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治理，主要著作包括：《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全球治理：多元世界的秩序重建》（世界知识出版社）、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Globalizing IR Theory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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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山东大学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研究系列的第二本书。本书是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和实践智慧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生产的集大成之作。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文化资源不会自动生成社会科学理论，中华文化作为智识资源的重要意义在于同现代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这就需要经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升华，产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成为人类共同知识的组成部分。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对中华传统文化概念的挖掘，对原有概念进行再概念化和理论化的创新发展，对中华文化蕴涵的、关涉国际关系的叙事结构进行剖析，对中国实践经验和社会规范做理论上的凝练。本书展现了在这一重要创造和创新过程中，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自觉与努力。

前言

总序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理论的构建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思想结晶和实践积淀，也是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智识资源。对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而言，中华文化是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理论构建而言，中华文化是启迪创新的源头活水。当然，中华传统文化理念不能自动成为社会科学理论，从资源到理论，需要经历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包括对当今世界现实的介入、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汇，并终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共同知识。在这个转化过程之中，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实验平台。

一

文化是一个文化体的共同背景知识，是社会科学理论生产的重要智识资源。一般来说，知识可分为“背景知识”和“表象知识”两大类。背景知识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实践性知识，是非言明的、未经理性加工的知识，在实践中习得，且不断积累、代代相传。背景知识存在于文化共同体成员的背景或是潜意识之中，是文化共同体的构成性知识，驱动共同体成员有意识、有意图的行为，并使他们在宏观层面表现出相似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有了共同背景知识，人们才能对某种存在的事物加以理解，才能对某种外在的事实作出诠释，才能在某种情景下具有采取何种行动的取向。

表象知识是经过人脑梳理的、言明的、抽象的知识。科学理论，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归于“表象知识”的类别，因为这些知识不是我们直接实践的结果，而是通过知识生产者的梳理、整合、提炼、抽象而得来的。无论是牛顿力学、量子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还是洛克的政府论、斯密的市场论、罗尔斯的正义论，都是表象知识的例子。

表象知识对于人类发展是重要的。但是，表象知识或曰理论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超级大脑的凭空创造，而是在背景知识的土壤中生产起来的。背景知识和表象知识有着两重关系。其一，背景知识是表象知识的基础来源。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基本背景知识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关系实践，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概念，如“均势”“无政府体系”等均是抽象于欧洲国际关系实践的。其二，表象知识和背景知识是相互作用的。表象知识生成于背景知识，但一旦形成了系统的表象知识，则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实践。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关系实践和国家行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实主义主导了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新自由制度主义则对冷战后20多年国际关系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从本体意义上讲，背景知识具有本体优先的地位。没有背景知识，表象知识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社会理论的建构者是人，是作为文化共同体成员的人，亦即韦伯意义上的“文化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背景知识是文化人的生命场和生长语境，也就是说，文化共同体成员是在自文化的背景知识浸泡中生长起来的，文化体背景知识流淌在其血脉之中，对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社会理论是人构建的，但是，借鉴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人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理论，而是在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价值结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界定的范畴内构建理论，是依照自身的实践活动并通过这样的实践构建理论。文化塑造了人，也正因为如此，文化与社会理论就有了直接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为社会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智识资源。

社会理论都是在背景知识的土壤中生发的。正如农民的劳作、工人的生产、外交官的外交活动被视为实践一样，学者的研究也是实践活动。生产知识的活动是一种实践，这种实践是在知识生产者作为“文化人”的背景知识影响下展开的。根据约翰·塞尔的理论，背景知识作为前意识和非意图的存在，关键性地影响到有意识和有意图的行为。文化共同体的背景知识影响到作为知识生产者的“文化人”，“文化人”又通过自己的生产实践将背景知识在现实生活中“表象”出来，这样就生产出理论。因此，背景知识是理论知识生长的土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为社会科学理论创造提供了一种基础营养，成为社会科学理论创造的智识资源。任何社会理论，无论其意义扩展到多么宽广的范围，都会有着理论建构者的初始文化印记。

在现在的国际关系领域中，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美国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被称为三大理论流派。仔细审视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就会发现这些理论深植于西方的文化理念和实践活动。传统思想与当下现实有机结合在一起，经过创造性的提炼和转化，就会形成重要的理论体系。现实主义是对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等思想的传承和转化，始终紧扣权力和利益的核心理念，将其用于民族国家的现实场景，转化为系统的理论。在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洛克、康德、斯密等人的影响无所不在，并结合当今、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现实，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而贯穿这些主流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理性”，这是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表象知识的结晶，而其所表象的，恰恰是西方社会在现代化关键进程中由实践形成的背景知识要素，是西方现代化文明和文化的思想凝练和知识表述。追根溯源，西方文化传统是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智识资源。

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以西方传统经典思想为智识资源，中华文化也可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智识资源。进而，当我们开始进入一个真正的多元世界的时候，在多元文化和多向度实践共同产生价值意义的时候，中华传统文化（还有其他传统文化）的经典思想，通过不断地凝练、砥砺、升华，也会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的共同智识资源。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社会理论智识资源具有很大潜能。当今世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元世界正在全方位地展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已经无法充分解释当今世界的多元现实。中华传统文化里面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概念，比如“仁”“礼”“和谐”“阴阳”“天下”“王道”“义利”等；中华传统文化里面也有许多重要的思想体系，比如忠恕意识、天下制度、中庸辩证、和合共生等。这些概念和思想，通过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智识资源和思想基底。“天下为公”的思想就突破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民族国家的基本思维模式，突出了以世界责任为己任的人类共同体意识。而中庸辩证思想也突破了“理性人”的基本模式，从本体意义上确定了合作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必然性。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社会理论智识资源的价值在于推动社会理论的原创性发展。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复合世界中，文化共同体差异性越大，背景知识在理论创新方面的潜力也就越大。以文明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是所有文化共同体中差异的共同体，基于这种差异并展开沟通对话很有可能出现创新性理论。比如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基于不同文明的文化。这不是说中西全然不同，同是属人的范畴，两者必然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相通意味着社会理论具有普适性的发展空间。同时，差异则为理论原创提供了机遇。如果能够形成一种对话的宽厚平台和宽容机制，全球性社会理论的形成就是有希望的。思考如何使用文化资源构建具有显著性意义的知识体系，这对于将国际关系学发展成为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学科是十分必要的。

二

中华传统文化是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重要资源。但是，智识资源不能自动生成社会理论。由资源成为理论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转化的前提是深刻领悟和整体把握中华文化的基本原理和意义境界，尤其是蕴含其中且贯穿其间的世界观、认知方法和思维方式。中华文化思想是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体现了一个知行一体、内外兼容的生成过程。中华文化的基本原理经历实践和时间的磨砺，具有时空穿透性，反映人类共同的价值意义。不深刻体悟中华文化的基本原理，而仅仅取用一词一意、模仿传统的外在形式，不但不会实现转化和发展，而且会使中华文化庸俗化，甚至以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狭隘主义的形态阻碍中华文化在全球知识场景中的发展与进步。

因此，中华传统文化要进入社会科学领域，需要经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空间维度的知识实践。所谓空间维度，是指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社会科学主动的、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使优秀传统理念在凝炼和升华之后，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理论硬核，并以此为核心，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如果传统文化智慧只是自我封闭的自娱自乐，不能转化为具有广泛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创造性转化就无法实现。比如，儒家“仁”的概念、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不仅仅是人们在生活中遵守的规则或是对于生活方式的个人选择，而且应该积极地转化为现代科学的核心理念，进而围绕这些理念形成系统的社会科学理论。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的经验和智慧是难以进入社会科学知识范畴的。

创新性发展则主要指向时间维度上的知识实践。所谓时间维度，是指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与当今中国、当今世界与时俱进地结合在一起，使传统文化理念在彼时彼地的生成能够产生此时此地的现实意义和知识价值，尤其是与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使传统思想发展为当下的实践能力。如果传统文化思想不能直面当下重大社会问题，不能与时俱进地聚焦人类的现实关切，创新性发展也就无法实现。比如，对于中国的崛起、权力的意义、利益的界定、国际体系的形态、国际社会的规范、全球治理的路径等一系列与当今世界密切相关问题的理解、诠释和建构；再比如，我们在传统文化升华意义上的理论建树是什么？中国传统思想对当下世界的应然和实然思考是什么？怎样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来解释和建构当今世界？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传统文化思想转向现代社会知识的一体两面。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在空间维度上与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结合而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硬核，同时意味着在时间维度上对现代世界重大问题的知识观照、理论创建和实践应用。这样，空间和时间的维度就在实践中统一起来，成为时间、空间和实践的三位一体。这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根本意义所在。

在使用中华文化资源进行社会知识生产的过程中，需要实现三重意义上的超越。一是从资源到理论的超越。本土智识资源需要升华为根植于本土的社会科学理论，实现从经验和智慧到系统科学理论的转化。社会科学理论起源于地方性知识的，所有实践都是具有地方性意义的实践。背景知识是没有言明的知识，社会科学理论等表象性知识是汲取背景知识资源、经过思辨性转化的知识，是言明的、抽象的知识。因此，资源转化为理论是关键的步超越。福柯对权力和知识关系的研究起源于法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布尔迪厄对于实践和惯习的研究起源于他曾经生活的社区，但都实现了从资源到理论的超越。产生于欧洲的国际关系学也是初始于地方性知识的。欧洲国际关系的实践，尤其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的实践，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主要的实践基础。无论是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还是基辛格的《重建的世界》，这些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经典理论著述，主要是以欧洲国际关系为实践依据、以欧洲文明文化的传统思想为智识资源的。没有这些资源，就难以产生社会科学理论。同样，没有这些理论生产者从资源到理论的有意识转化，资源也就只能停留在潜能层面，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范式。

二是从描述到解释的超越。以中华传统思想为基底的社会科学理论不能仅仅是生活实践和处事智慧的描述。作为社会科学理论，需要能够解释基本的、有意义的社会现实。中国社会科学理论首先需要对中国的社会事实和社会行为具有解释能力，尤其是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费孝通先生对中国江南乡村社会的研究就是解释中国乡村的现实的，依据也是中国乡村的田野研究。恰恰是这些对中国现实的解释，使之有了世界性的学术意义。韦伯之所以能够建立起重要的社会学理论，不仅仅是充分地、创造性地挖掘了西方文化的资源，而且将这种资源转化为可以解释资本主义内在动力和机制的理论体系。以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为核心概念的社会科学理论首先需要具有解释中国社会现象和发展的理论能力。中国经济实践是否能够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而不是仅仅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描述？进而是否可以用来合理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制？将中国的现实解释清楚并升华到社会科学理论的层面，这本身就产生了超越性意义。

三是从解释本土到解释世界的超越。实现从理论解释本土到解释世界的超越是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特征。以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为核心的社会理论需要具有超越本土的意识和实践价值，可以产生超越本土、超越地域、更为广泛的解释力。冯友兰先生在讨论中国哲学的时候，曾经说过：“……西方是外向的，东方是内向的；西方强调我们有什么，东方强调我们是什么。如何调和这二者，使人类身心都能幸福，这个问题目前难以解答。无论如何，中国的人生观也许错了，但是中国的经验不会是一种失败。如果人类将来日益聪明，想到他们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他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冯友兰先生无疑考虑的是中国哲学超越中国本土的世界意义和人类价值。社会科学需要有超越本土的解释力。从根植于本土社会科学理论到具有广泛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社会科学范式，超越本土经验和实践，实现从解释中国到解释世界的转化，使源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成为世界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许是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终极价值所在。

三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思想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要脉络，并且不断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知识生产的实践原则。虽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从文化资源到社会科学理论、从事实描述到说明解释、从解释本土到解释世界这三个方面的转化来看，都取得了比较扎实的进步，并开始在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首次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中期，这一阶段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概念，并引发了学界的争论。当时争论的焦点在于“要不要”的问题上面，即需要不需要建立中国学派。第三个阶段21世纪头十年至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认真思考怎样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亦即从讨论要不要的问题转而思考怎样做的问题。在这一阶段，中华传统文化被作为构建中国学派的重要资源。中国学者经历了前面几十年的积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产出了以中华文化理念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且受到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高度关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 

中国国际关系学人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推出了不少有新意的、可以通归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范畴的研究成果。这里仅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加以说明。为此，需要首先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做一个可以操作的定义，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使用中华文化背景知识中的思想资源，对国际关系实质性内容进行概念化、抽象化和通则化处理，在与世界其他地域文化社会科学知识的互学互鉴、沟通辩论中，形成自洽的、合逻辑的思想体系”。 

这个定义包含几个内容。其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实践和背景知识。这是定义性特征，强调文化、历史、思想和实践对于理论构建的重要意义。其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社会科学理论。既然是理论，就必须是系统的思想，而不是简单的灵感闪现或是零星的思想叠加。理论建构是一个概念化、通则化、抽象化的过程。进而，理论关照的对象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实质性内容，讨论的内容是关涉国际事务、尤其是国际事务中的重大问题的。其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全球国际关系知识生产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其他不同地缘文化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互学互鉴的。也就是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全球诸学派中一个学派，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既以中国观天下，也以天下观中国，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主要意涵。 

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已经引起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高度关注，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比如，“天下体系”理论的一个思考重点是持久和平的世界秩序。“天下”作为一种体系是以其无外原则构成了持久和平的基础条件，这与以国家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及其“有外”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道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内容是道义在权力世界中的意义和作用，借鉴先秦诸子的思想，提出了领导国家需要依赖道义、实施王道而非霸道才能获得合法性的观点。关系理论则是以中国社会的核心理念“关系性”为核心概念发展起来的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关系建构行为体身份，界定行为体利益，引导行为体行为。认知复杂纠结关系的基本视角和方法是中庸辩证法，其中阴阳被界定为元关系，是所有关系的典型表象，特征为“彼此相即”而非“非此即彼”，是我他共在、群己共在、互为生命、相辅相成。还有，上海学者的共生理论、台湾学者的关系平衡理论、美籍华人学者对道家辩证视野下的世界政治等研究成果，都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知识资源进行理论建构的。

显然，上述这些理论在很多方面都是不一样的，但却有一个相同之处，这就是使用中华传统文化作为理论建构的智识资源。天下无外、和合共生、道德规范、关系本位等思想，都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高度关注的理念。进而，对这些理念也不是采取了直接的“拿来主义”，而是经过概念化和理论化的处理，使之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围绕这一概念形成自洽的国际关系理论，并在理论转化过程中结合当下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比如秩序、治理、领导力等。这些产生国际影响的理论，其硬核都是来自中华文化，发展都是在与世界其他地域的理论互学互鉴中实现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走向了世界，也为世界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已经受到世界学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比如，布赞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成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重要的来源”；阿查亚也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极大地丰富了整体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学科，尤其是对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努力作出了贡献”。自然，这些理论也引发了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批评，比如中西二元对立、中国中心论、普适性与特殊性问题，等等。但无论如何，世界国际关系学界开始认真关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其进行讨论、分析、质疑、批判，并且开始用其作为分析框架展开经验性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终于在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立足，并在对话、辩论、争鸣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在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学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是绕不过去的知识产品了。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受到世界的关注和讨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几十年理论建构的过程始终是一个包容开放的系统，并积极参与在两个场域的知识生产实践。一是全球国际关系知识生产领域。这是一个多元知识场域，包含了不同的学派分支和理论范式，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与其他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相互学习和严肃辩论中发展成长。二是中国国际关系知识生产领域。这同样是一个多元知识场域，中华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在挖掘和凝练中华传统文化这个共同基础上生成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必然是多种多样的，自然不乏争鸣和互鉴。正因为从中华文化到社会科学理论转化过程的包容开放，才有了今天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世界性意义。

世界在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知识生产也在以更加多样化的形式展现出来。近年来，世界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全球转向”的明显迹象，传统文化作为知识生产重要资源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人们的重视。山东大学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于2021年成立，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实践智慧与当下的全球治理联系起来，努力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将中华文化精华转化为社会科学理论，实现从资源到理论、从描述到解释、从本土到世界的知识转化。我们将促进中国学者的交流沟通、促进世界不同地域文化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的互学互鉴，使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世界社会知识宝库和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中国的社会科学产生全球性意义，推动人类知识的丰富多彩和人类共同价值的进化发展。

秦亚青2021年10月于青岛即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