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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年来自己在社会文化史领域中的研习和对这些个案的探索，更为感触良深的是，若能跳脱以往过于关注直接关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大主题、热衷宏大叙述的思维，将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拉回到日常生活的情境中来，真正将生命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立足生命并透过生命来探究历史的状貌和演变脉络，那一定可以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历史面相，让我们可以更深入细致地观察到生命历程与体验，并书写出更接地气、更具情理也更能激活读者内心的记忆、体验与经验的历史。

自序

疫病社会史研究：现实与史学发展的共同要求

从社会到生命：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

卫生史与环境史：以中国近世历史为中心的思考

回到人间 聚焦健康：新世纪中国医疗史研究刍议

医疗史研究中的生态视角刍议

微观史与中国医疗史

当今中国医疗史研究的问题与前景

生命史学：医疗史研究的趋向

在对具象生命的关注中彰显历史的意义

浅议生态史研究中的文化维度：基于疾病与健康议题的思考

环境史研究中的环境维度和历史维度

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灾荒史研究刍议

新文化史视野下的史料探论

明清时期孝行的文本解读：以江南方志记载为中心

个人·地方·总体史：以晚清法云和尚为个案的思考

“良医良相”说源流考论：兼论宋至清医生的社会地位

扬州“名医”李炳的医疗生涯及其历史记忆：兼论清代医生医名的获取与流传

医圣的层累造成（1065-1949年）：“仲景”与现代中医知识建构系列研究之一    

余新忠，浙江临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院长，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等著作5部，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入选*领军人才计划青年学者和特聘教授等人才项目。荣获全国优博论文奖，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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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疫病社会史研究:

现实与史学发展的共同要求

　　说起中国的瘟疫史,恐怕就是具有相当历史修养的知识人,也会感到茫然。在传统的史学视野中,瘟疫这样似乎无关历史发展规律宏旨且本身又不具规律的内容,不过为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至多也只是历史上一段段尚值得回味的插曲而已。故而长期以来,阅读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并不能让人明白“瘟疫”为何物。

如今,生活在科技飞速发展时代、享受着现代医学种种嘉惠的人们,与那种危害重大的瘟疫的记忆自然更是渐行渐远。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2002年年底以来,一种全新的疫病SARS突然降临于神州大地,并几乎迅速传遍全国并远流海外。面对这一不期而至的现代瘟疫,社会一时流言四起、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令人不得不感喟,原来,那种能够危及全民的瘟疫并非只存在于尘封的历史中,而是随时都有可能进入我们的现实生活。

现在,这场令人心悸的灾难至少暂时已经过去,随着人们日常生活渐渐恢复正常,那些曾经由SARS带来的生活限制、紧张、焦虑以及混乱也自然会慢慢地淡出芸芸众生的记忆。但无论如何,在思想文化界,知识人显然不可能轻易地让这场铭心的灾难如此迅速地消散于无形的空气中,从而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失去一次“亡羊补牢”的机会。毫无疑问,非典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医疗卫生问题,由这场现代瘟疫所引发的种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无论哪一方面都值得我们整个社会很好地省思。“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乃是中华民族早已烂熟于心的道理,事实上,所谓“后SARS时代”的种种反思目前已在学界广泛地开展起来。这些反思是多层面的,既有对现实社会机制的批判和建构,也有对当今社会发展总体理念以及中国文化建设的重新思考,还有有关当下学术发展理路的反省,等等。这些从不同视角出发的反思无疑都自有其价值,不过,无论如何,这些省思不可能仅仅立足于SARS本身而展开,而必然需要了解甚至深入认识人类以往的相关经验,否则,反思也就不可能具有足够的深度和厚度。由此可见,对人类瘟疫历史的回顾与认知具有毋庸置疑的现实意义,实际上,面对非典,我们的政府、社会和民众所表现出的惊慌无措、应对失宜,也与今人对瘟疫史的失忆不无关系。

显而易见,瘟疫绝不仅仅是自然生理现象,而是关涉医疗乃至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社会文化问题,故而,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实际上,确切地讲,其欲探讨的也就不应称之为瘟疫史,而应是疫病社会史或疫病医疗社会史。即该研究并不只是关注疫病本身,而是希望从疫病以及医疗问题入手,呈现历史上人类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变迁的轨迹。当然,开展这一研究,并非只是出于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或许更为重要的还是源于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人之一生,与自身密切相关的莫过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些似乎无关社会发展规律之类宏旨的细微小事,其实正是人类历史真实、体的内容。现代国际学术发展趋向,已经逐渐摆脱对结构、规律和因果关系等的过度追求,而表现出对人本身的关注以及对呈现人类经验的重视。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的探讨之中,而对历史上人的生存状况、生活态度和精神信仰等与人本身直接相关的问题则往往视而不见,瘟疫这一虽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但显然并不直接关乎历史发展规律且本身又不具规律性的内容,自然就更不在历史学家的视野之中了。在中国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虽然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衣食住行已越来越多地受到研究者的注目,但直接关乎生老病死的疾病医疗,基本还是历史学的“漏网之鱼”。然而实际上,只要稍作考量,便不难发现,疫病与医疗无论对历史还是当今社会都有着极其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曾在《瘟疫与人》中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流行病传染模式的变迁,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人类生态上的基本地标,值得更多地关注。”[1]由于疫病始终与人类相伴随,给人类带来了难以尽述的痛苦和恐惧,因此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应对疾病的医疗观念和实践也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形塑着人类的行为和思想,进而广泛而具体地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正因如此,呈现和透视历史上的疾病医疗,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人类的生存状况以及社会历史的变迁。由此可见,疫病社会史研究乃是一个十分重要并具有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从笔者自身的研究体会来说,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对了解历史上人们的生存状况、精神面貌、环境与社会的变动、民众的心态等,都是非常有利的,将可以使我们看到一幅“真实存在”却长期以来未被发掘的重要历史面相。

历史学对包括瘟疫在内的疾病医疗的忽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乃是一个世界性普遍问题。不过,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一倾向在西方史学界就已出现改观,至今,探讨历史上的疾病医疗以及借此透视社会和文化的医疗社会史和身体史研究乃是当前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并业已成为主流史学的一部分。这一潮流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海外乃至国内的中国史研究,1975年美国的邓海伦(Helen Dunstan)发表了国际中国史学界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疫病社会史论文——《明末时疫初探》[2]。随后,大约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和大陆史学界也逐渐兴起了疫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当然,海峡两岸这一研究的兴起,并非仅是世界史学潮流影响而致,可能更为重要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内部对以往研究的不满与积极反省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和台湾史学界不约而同地开始对史学研究中各自存在的“教条公式主义的困境”或“社会科学方法的贫乏”展开了反思,大家似乎都对以往研究过于侧重政治、经济、阶级斗争及外交和军事等做法表示出了强烈不满,提出了“还历史以血肉”或“由‘骨骼’进而增益‘血肉’”这样带有普遍性的诉求。[3]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社会群体、社会生活、社会人口、社会救济、社会环境等一些过去不被注意的课题开始纷纷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界域。在台湾,在梁其姿、杜正胜等人的努力实践和积极倡导下,其研究目前已渐成风气,成为台湾史学的热点之一。而大陆虽然起步较晚,而且当下的研究与台湾相比,仍处于散兵游勇状态,既乏人倡导,也未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自然就更谈不上有什么指引和规划,但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甚至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同时,还不断有年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开始介入其中,显现出这一研究未来良好的发展势头。[4]由此,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刚刚起步但具有方向性和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

人类瘟疫历史长期被历史学界所忽视,应该不是偶然的,个中的缘由,除了史料中有关瘟疫的记载相对较少、瘟疫本身不具有规律性等自身因素以外,特别对中国史学界来说,恐怕更主要还与我们的学术理念乃至思想文化取向有关。那就是,在我们学术理念中,缺乏一种对生命的真正的关怀。为了生存和发展以及鉴往知来,往往热衷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或者历史规律的探寻,而唯独忽视了历史的主体——人自身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虽然生命的可贵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不言自明的,但在我们整体的社会理念中,个体的生命在很多情况下其实不过是实现某种整体社会目标的一个环节和工具,而较少能真正体认到“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生命的存在乃是人类社会的伦理。其实,对生命的缺乏关怀又岂止存在于学术理念之中,在我们的社会意识、统治思想中又何尝不是如此?稳定和发展对人的生存自然是重要的,但如果这一切不能建立在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珍视的基础上,不仅稳定和发展恐怕很难长久地保持,而且更为根本的,若稳定和发展不是为了个体生命的福祉,那意义又在哪里呢?认识到了这一点,其实就不难发现,我们学术上以及现实中的很多积习其实都与我们缺乏对生命的真正关怀和珍视有关。比如,学术上,过于追求宏大叙述而轻忽历史细节,热衷于规律的探寻而忽视人的生存境况等;现实中,片面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加思考地将“革命”“改革”视为社会目标,施政办事不立足民生的改善而追求“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匿灾不报等。如果从这一角度而言,瘟疫史的研究,通过对历史上与人类生存环境和境况息息相关的瘟疫的钩沉,将有利于我们真正了解历史上的生命,从而培养我们关注生命、珍视生命的意识。而一旦这样的理念得以深入人心,也就增加了破除以往学术上、社会上乃至政治上的种种积习的可能性。这也就是说,在我们当前的境遇下,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将有可能同时具备学术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由此可见,从社会史的视角探讨历史上的瘟疫与医疗的疫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在当前的情形下,无论从现实还是学理来说,都是非常必要而且深具意义的。

本文原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前言

自　序

我的家乡在浙西一个有些偏远的山区小镇——昌化,东距杭州100公里,曾经是一个县,杭州府属下的一个末邑小县。当地余姓的族人虽不少,但都无籍籍名,不过倒有一位生活于清后期的出家的先人,在家乡留下了不少很有些来头的传说。他叫法云,曾于19世纪后半叶担任京师城南的夕照寺住持20余年,因为擅长书法,而与贺寿慈、翁同龢和袁昶等达官贵人交好,在当时京城颇有些声名,可谓风光一时。然而他毕竟只是一位没有多少文化修养且无著述留世的小人物,时过境迁,虽有一鳞半爪的记载留存于浩瀚的史籍中,但其声名早已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中。他的故事,若无我这个从事历史研究的族中后人的钩沉,大概已全然无人知晓。无意中看到的有关法云的史料,和记忆中有关法云传说的关联,激起了我探究的愿望,经过一段时间广泛的资料搜集,我终幸运地较为完整地梳理出了这位族人的生命轨迹。透过这位族人的生命轨迹,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状貌,也看到了一些令人未曾料想的时代场景和风气。

站在当下,以历史的眼光视之,法云无疑是一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不过至少在普通人眼里,其生前的日子显然是有些风光的。而盛清扬州的医生李炳,虽然也可谓是小人物,但在医学史上则颇有些声名(著名“温病学家”),从文献中看,称其为盛清扬州名医亦不为过。不过其生前却穷困潦倒,乃至“身后无余财”。何以如此?以往的解释都是因为他医德高尚,有仁义之心,喜欢为贫贱之人治病而不愿伺候富人。这样的解释显然过于标签化,有违日常的情理。当我透过文本,进入李炳的生命世界,便很容易发现,这一解释不仅缺乏说服力,而且也不真实。之所以如此,主要缘于当时职业医生地位低下,而他又是个性情耿直率真,行事比较偏执甚至孟浪之人。“拙于求富,巧于济贫”之类的话语,不过是受其恩惠的友人在特定的文本中为其穷困潦倒所做辩解修饰之词而已。

这些都不过历史长河中细微的个案,从个案入手探究历史,早已成为历史研究十分常见的做法,毫不新鲜。作为专业的研究者,大概没有人愿意就事论事,就个案而个案,而都希望通过个案来呈现更宏大的历史。那如何将个案和大历史勾连起来?现有做法往往是努力引入整体史的视野,将自己探究的地方和案例置于较大的区域、全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来讨论。然而这种结构式的处置,真的可以让自己以及他人(即便具有整体视野)努力呈现的历史片段,终成功地拼成一幅整体的历史图景吗?这显然值得怀疑,事实上,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已有不少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者对此作出了他们的思考,主张通过“全面史”取代“整体史”来解决这一问题。[1]对此,我甚感认同,不过与此同时,通过多年来自己在社会文化史领域中的研习和对这些个案的探索,更为感触良深的是,若能跳脱以往过于关注直接关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大主题、热衷宏大叙述的思维,将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拉回到日常生活的情境中来,真正将生命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立足生命并透过生命来探究历史的状貌和演变脉络,那一定可以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历史面相,让我们可以更深入细致地观察到生命历程与体验,并书写出更接地气、更具情理也更能激活读者内心的记忆、体验与经验的历史。

几年前,受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史学》编委会委托,我主编了一卷医疗史研究的专辑(第九卷),名之为《医疗史的新探索》。完成组稿开始撰写序言时,“在对生命的关注中彰显历史的意义”这句话突然就冒了出来,感觉这实乃我探究医疗史的主旨,遂将其作为序的题名。事后细想起来,感觉关注生命,其实并非医疗史的专利,如前所述我对族人法云和尚的探究,无疑也是对生命的关注。但将这类关注生命的史学,称为“生命史学”,似乎是恰当的。自从我开始探究疾病医疗史起,就一直觉得是在关注生命,但应该说早期的关注基本是概念性的,既没有理论的自觉,也缺乏真切的体认。近十几年来,我在从事医疗史的实证性研究之余,也一直在反省自己以往的研究,思考医疗史研究的趋向和可能,思路和理念开始越来越向以具象的人为中心的新史学靠拢。应该与此有关,三年多前,当《人民日报》“理论版”约我写一篇有关医疗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的小文时,我首先就想到了“生命史学”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医疗史研究的趋向。文章刊出后,我突然觉得,这对于当今中国史学的发展来说,应该是一个有一定指向性意义的概念,于是便特别去查询了这个概念在国内外史学的应用情况,发现,虽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关于历史研究中“人”的缺失的反思和批评很多,但“生命史学”的提法并不多,更少见有人明确提出“生命史学”的概念来对此加以救济。李建民先生曾出版过一本名为《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的著作,他在该书的自序中称:“《生命史学》旨在建构一个完整的古典医学研究体系,同时也发掘真知识。”[2]在书中,他并没有特别解释这一概念,但通读全书,感觉他应该是将其当做医学史的另一种称谓,而之所以以此名之,大概是因为医学直接关系生命,希望通过其研究,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医学出发,来体会“生命是什么”。我所谓的“生命史学”,在理念上似与该著不无一致,但显然有着非常不同的旨趣。

在我看来,“生命史学”并不只是医学史或医疗史的代名词,而且也绝不仅限于医史,不过也毫无疑问,医史是“生命史学”为重要的实践领域之一。“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让其回到人间,聚焦健康。也就是说,我们探究的是历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仅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物质、制度和环境等外在性的事务,同时更要关注个人与群体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我们固然要用学术的理性来梳理历史的脉络,但也不能忘记生命的活动和历史并不是完全用理性所能理解和解释的,更不能忘记一直以来生命对于健康本能不懈的追求及其种种的体验与纠结。更进一步说,我想或许可以用三句话来加以阐发。(1)历史是由生命书写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探究历史时关注生命,引入生命意识是理所当然的。(2)生命是丰富多彩而能动的。这就是说,历史固然有结构、有趋向,但历史的演变既不是所谓的结构可以全然决定的,似乎也不存在可以预见的规律。鲜活而能动的生命不仅让历史充满了偶然性和多样性,也让书写丰富、复杂而生动的历史成为可能并且变得必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多地关注文化的意义与影响,更多引入新文化史等新兴史学思潮的理念和方法。(3)健康是生命的追求和保障。

这里结集的是我近十多年来围绕着“关注生命”而展开探索的心得,虽然综合起来,名之为“追寻生命史”似无不可,但因为完成于不同的时期,而且写作的目标不尽一致,这方面的意蕴的浓淡,差异颇大,不过这也正好展现了自己学术道路上学习和探索的历程。感谢谭徐锋先生长期以来对笔者研究的关注和抬爱,让自己有机会整理旧作,回顾、反省自己的学术历程,并思索未来可能的进路。同时也谢谢我的博士生宋娟女士,她为本书的编排和核校付出了大量的辛劳。

不知不觉中,我已到了古人所谓的“知天命”之年,虽然远不敢说自己对人生有什么通达的认识,但多年的生活和研究经历,确实让自己日益真切地体会到,相比于那些历史舞台上轰轰烈烈的政经大事和大人物,不起眼的民众的生命状态和日常生活,才是更能展现时代风貌的“存在”,也才是影响历史演进更为基本而绵绵瓜瓞的力量。如是,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在以关注并呈现普通而具象生命为核心的“生命史学”的探究道路上继续前行呢?!

余新忠

2018年8月4日草于津门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