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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巡抚之子谭嗣同，湖南巡抚之子陈立三，福建巡抚之子丁惠康，广东水师提督之子吴保初，清末四公子的风流倜傥、斐然文采在作者的细心勾勒下栩栩如生……

陈三立

丁惠康

谭嗣同

吴保初

高阳（1922－1992），台湾已故著名作家。本名许晏骈，字雁冰，笔名望君、吏鱼，生于钱塘望族。 　　大学未毕业，入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 　　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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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立

陈三立字伯严，别号散原。南昌章江门外三十里有西山，一名南昌山。据《水经注》，即古散原山。陈三立父母皆葬于此，又筑庐为其父归隐之处，因以散原为号。

　　散原籍隶江西义宁州，即今修水县。义宁在唐朝分武宁县地所置，故名分宁；宋沿旧名，元、明、清改称宁州，直至嘉庆六年始改名义宁州，人民国后又改为修水，称义宁者不过百年，以故今人多茫然不辨其地。

此地曾出一大诗人，即宋朝的黄庭坚。《嘉庆一统志》载：

黄庭坚宅在义宁州西二十五里，双井北岸，有永思堂，旁有钓台，下有水曰“明月湾”。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苕溪渔隐丛话》及《云麓漫钞》，皆载吕本中所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当时有名者即三十家，成为宋诗的代表。江西诗派的影响深远，黄庭坚及二陈——陈师道、陈兴义的高处，原在“文章自得方为贵”，只以浅夫妄人，凡无病呻吟，故作穷饿酸辛之态者，皆遁入江西诗派，致自金、元开始，即为世所诟病。直至清末，张之洞犹有“江西魔派不堪吟”之叹。但散原之出，大昌了江西诗派，不妨谓之为直接山谷法程，八百年先后辉映，即此已足不朽。

散原的尊人陈宝箴，字右铭，以举人而官湖南巡抚，与左宗棠的以举人而人阁拜相，复同为翰苑出身的元老重臣所尊重，皆为难能可贵之事。陈宝箴为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举人，其时洪杨之祸，已成燎原，宝箴佐其父在籍办团练，直至咸丰六年丙辰始入京会试，落第后留京读书。黄秋岳《花随人圣盒摭忆》记：

初先生庚申（按：庚申为成丰十年，所记有误），会试落第，留京师三岁，得交四方隽雅之士，于易佩绅、罗亨奎尤以道义经济相切摩，时称三君子。会咸丰北狩，先生条防守六事，上枢府，适当道忧通州仓米为寇掠，骤无所为计，先生曰：“设传驼更运，前明于忠肃成法也。”由是旦夕毕移辇下。一日饮酒楼遥见圆明园火光，因捶案大哭，尽惊其坐人，时易罗约南还将湖军；遂归湖南，易以前受骆秉章檄，募千人号“果健营”，防来凤龙山间，罗副之，遂与先生俱扼次岩塘，石达开率众号十万来犯，死守累月，粮且尽，先生独身间走沣州永顺以募饷。永顺守张修府故儒吏，延见右铭先生风雪中。

见其单絮衣，乃取狐裘覆之，先生却曰：“军士冻饥久矣。”即“何忍独取暖为”？张为流涕，趋召父老输银米济军，得即持去，守益坚；石不得逞，引去。

此当为咸丰十年冬间之事，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荃克安庆，曾国藩自东流进驻。平洪杨的军务，至此始有把握。散原述其尊人行状云：

曾文正公大治兵，用两江总督屯安庆，府君稔曾公命世伟人，又幕府盛招致天下贤士，遂往游，曾公引为上客，喜过望日：“海内奇士也。”幕僚亦争交权，相引重。李公鸿裔专幕职，尤挟府君得代己，府君雅欲亲战事，谢去，就席公宝田江西军，道彭泽鄱阳间，饥民连数县，赈者率应故事，势且尽毙；府君恻然，就逆旅斋沐起草，驰书巡抚沈文肃公陈其状，并类及江西政要所关，凡数事。中言“赈而不能活，犹弗赈；活而不能久，犹弗活。”沈公感悟，大发帑全济无算。其时江西为寇冲，蔓延郡县，余军多观望，独得席公军支柱四应，席公自府君至，累用奇策决胜，然寇方蚁集，势盛，而席公军单，沈公席公又颇乖隔，不相能，每军牍往还，席公辄取抵地曰：“吾死此文法吏矣！”府君笑曰：“沈亦贤者，坐不知公耳。”因谒沈公极陈席公沈鸷，“必能用智略平寇，胜艰巨，明公当开布腹心，席必为尽死，不则席败，大局危，公安所惜足乎？”沈公以为然，立增席公五营，遗书披诚相拊慰！自是沈公席公深相结，卒以残寇，竟大功。

右铭善于调停。曾国藩与沈葆桢因争饷而生嫌隙，亦赖右铭一言而解。朱克敬《暝庵杂识》记其事，极为生动：

曾国藩移军安庆时，与江西巡抚沈葆桢约厘捐均归大营，有事则分兵回救，既而江西寇四起，曾军益东，葆桢惧救不时至，上疏请留厘金养兵，诏许之。藩疑葆桢卖已，绝不与通，葆桢以书谢，亦不答。会陈右铭游江南，闻之往见国藩，从容言曰：“舟在遇风，柁者篙者桨者顿足叫骂；父子兄弟若不相容。须臾风定舟泊，置酒慰劳，欢若平时，甚矣小人喜怒之无常也！”国藩曰：“向之诟惧舟之覆，非有私也。舟泊而好，又何疑焉？”右铭曰：“然！曩者公与沈公之争，亦惧两江之覆耳；今两江已定，而两公之意不释，岂所见不及船人哉？”国藩大笑，即日手书付沈，为朋友如初。

席宝田是湖南东安的秀才，与老湘军中发达最早、而晚境平淡的刘长佑，是岳麓书院同窗。洪杨事起，皆从江忠源援赣，十年转战，不出江西，但曾建一颇出风头的大功。《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三，记曾国荃克江宁后，洪秀全之子洪福南奔，自皖南，经浙江开化，人江西玉山西行，为席宝田所获事：

伪小天王洪福奔广德，合贼众万余人，由皖边出开化、玉山西行，遇别将扼战；走泸溪斜趋山谷间。九月，公遮之于新城，已遁；遂率轻兵疾追，数昼夜犹不及寇。军士久疲，议休止，公日：“洪福，寇倚以号召；行与瑞金寇合，不可得矣！寇奔逸数千里，日夜疾行，辎重妇女相随属，见无追军，惫甚，行必缓；我亟趋间道，要击广昌、石城间，寇可灭也。”仍勒军传餐而进，越二日己酉至石城之杨家牌，危崖阻纡数十里，日向暮，前锋扬旗植山下止不进。公怒日：“渡岭冠即是，奈何懈军心耶！”令斩以徇。于是诸将皆奋薄而上，平明岭尽，果见寇，方炊，寇亦顾见，因骇奔。我军呼啸压击，俘斩过半，遂擒伪王洪仁玕、黄文英、洪仁政及他渠酋数十人，而洪福脱免。令军中所俘小儿牧马者，语其曹曰：“小天王过此矣！”辛酉，部将周家良因就擒之，果洪福也。

按：泸溪今名凌溪；其南新城，今名黎川，而席军所驻的金骆，则在泸溪西北；自金溪南下至建昌，趋东南则为新城，直下微偏西则为广昌，皆有大路。军在新城拦截未获，洪军拟由山路人瑞金，则计惟抢先一步，在广昌与其南位处山谷的石间设伏邀击，始为上策。据散原述其父行状，建此策者即为右铭。

此役叙功，巡抚沈葆桢得头品顶戴、一等轻车都尉；席宝田赏云骑尉、黄马褂；陈宝箴叙知府，超授河北道，驻河南怀庆府。其后累迁至浙江按察使，因事免官；至光绪十六年，始因云贵总督王文韶之荐复起，其时散原已经通籍了。

散原是光绪八年壬午中的举人。其时清流之势正盛，“翰林四谏”中的宝廷与陈宝琛都放了主考。宝廷主试福建，经富春江人闽，中途纳江山船妓为妾，归而自劾，即李莼客诗：“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这一重公案。

这一科，福建的解元即是郑孝胥；散原则在江西获隽，所以与郑以同年相称。郑孝胥海藏楼诗，陈宝琛沧趣楼诗，并为近世诗坛大家。二陈师弟的酬唱，尤称佳话；《一士类稿》中《谈陈三立》一文记：

光绪八年壬午，陈宝琛典试江西，散原为所得士，深邀鉴赏，师弟之谊颇笃，晚年情感尤挚。八十生日，宝琛赠诗云：“平生相许后凋松，投老匡山第几峰？见早至今思曲突；梦清特地省闻钟。真源忠孝吾犹敬，余事时文世所宗。五十年来彭蠡月，可能重照两龙钟？”想见白头师弟之风仪。诗之首句：本事即在壬午闱中。洪钧（同治戊辰状元，宝琛同年友也）时以江西学政充乡试监临，与宝琛论取士之法，谓宜取才华英发之士，以符“春风桃李”之旨。宝琛则谓宜以“岁寒松柏”为尚，遂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命题，入彀者多知名土，散原与焉。“平生相许后凋松”，五十年往事重提也。（此诗初稿，本以“相期无负后凋松”之句切壬午之遇合，曾为陈苍虬诵之，后经改定写赠。）民国二十三年，散原北上，省其师。师年八十七，弟年八十二，皤然二老，聚首旧都，共话唧曩，盖欢然亦复黯然云。翌年，宝琛卒，散原挽以诗云：“一掷耆贤与世违，猥成后死更何依，倾谈侍坐空留梦，启圣何天竣见几。终出精魂亲斗极，早彰风节动官闱，平生余事仍难及，冠古诗篇欲表微。”语极工练沉着，于琛宝生平暨本人关系，均道得出，可与宝琛赠诗合看。并挽以联云：“沆瀣之契，依慕之私，幸及残年偿小聚。”“运会所遭，辅导所系，务摅素抱见孤忠。”亦甚挚切。

陈宝琛赠散原一诗，与其前后“落花”诗，皆为脍炙人口之作。未理庵主人说诗精微，谓此诗好处在见身份，而又如杜诗无一字无来历。“真源”一联，概括散原生平，而自明其身份于受者在师友之间，练句之工几于一字不可易。

按：散原晚年每居庐山，故诗中暗用不见庐山真面目之典，而有“投老匡山第几峰”之句；结句照顾起句，而有犹拟偕游庐山之愿，一唱三叹，摇曳生姿。散原挽诗：“平生余事仍难及”，即由“余事诗文世所宗”而来。生死酬唱，不以幽明见隔；昔人诗格之谨，诚不可及。

散原应会试在光绪十二年丙戌，已中式而不知何故未应殿试。会试中式，在殿试以前，犹称“贡士”；必待殿试登榜，始正式成为进士，以主事分吏部行走。徐一士曾记其初入吏部的趣事：

时有吏部书吏某冠服来贺，散原误以为缙绅一流，以宾礼接见；书吏亦昂然自居。继知其为部胥，乃大怒，厉声挥之出。书吏惭沮而去，犹以“不得庶常，何必怪我”为言，盖强颜自饰之词，散原岂以未入翰林而迁怒乎？部吏弄权，势成积重，吏部尤甚，兹竟贸然与本部司员投礼，实大悖体制，散原折其僭妄，弗予假借，亦颇见风骨。散原非无经世之志，而在部觉浮沉郎署，难有展布，未几遂翛然引去，侍亲任所。其父右铭翁（宝箴）在湖南巡抚任，励精图治，举行新政，丁酉戊戌间，湘省政绩烂然，冠于各省，散原之趋庭赞划，固与有力。

散原在吏部一直未曾补缺，所谓“浮沉郎署”，以他的性情是无法忍受的。其时右铭已因王文韶之荐，复起为湖北臬司。散原于光绪十八年弃官侍父任所。光绪二十年散原擢直隶藩司，清史稿本传记：

二十年，擢直隶布政使，入对。时中东战亟，见上形容忧悴，请日读圣祖御纂周易，以期变不失常。他所陈奏语甚多，并称旨。上以为忠，命治糈台。专折奏事。《马关和约》成，泣曰：“殆不国矣！”

甲午之役，凡清流无不主战。主之者内则翁同稣，外则张之洞。张以江督刘坤一奉旨赴山海关督师，兼置江督。散原时居武昌，特以一电致张，请诛李鸿章以谢天下。《花随人圣盒摭忆》载其事云：

其时散原老人自武昌致南皮一电，以《马关和约》签定，请奏诛合肥以谢天下，此电南皮未作复。右铭先生虽开藩直隶，而散老忠愤所迫，不遑顾虑，辄敢以危言劝南皮也。予初未审散老此电命意，故甄录不敢遽及。近读散原精舍文存中，自为其尊人右铭先生行状，有云：“马关定约，和议成，府君痛哭曰，无以为国矣，历疏利害得失，言甚痛。”观此，则对和约之不满，义宁乔梓，固一以贯之。

　　但义宁父子责李鸿章者，又别有说。《花随人圣盒摭忆》又记：

行状又言：“其时李公鸿章，自日本使还，留天津，群谓且复总督任。府君愤不往见，日，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人或为李公解，府君曰：“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阅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卒不往。”得此一段，不啻兼为散老之电下一注解，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怯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信繇斯说，则散原当日之愤激，自在意中，固卓然可存。原电云：“读铣电愈出愈奇，国无可为矣，犹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局外哀鸣，伏维赐察。三立。”按散老此电，乙未五月十七日由武昌发，戌刻至江宁者。

以右铭、散原父子的性情，看不惯李鸿章的作风，为理所必有。右铭不惜以弃官表示对李鸿章的深恶痛绝，本无为人作排李前驱之意，但其时为光绪所信任的翁同龢，与为慈禧所信任的荣禄，皆欲排去李鸿章，所以右铭的决绝表示，适足为翁、荣二人进言之资，无形中成了李鸿章回任的一大阻力。

按：李鸿章于同治九年接曾国藩而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中除光绪八年三月丁忧，去职一年三个月以外，至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内召为止，历时二十二年之久，任内手创北洋海军，统辖淮军数十万，遥制两江所属有关洋务的各机关，军权、财权、外交权，几乎双手尽握。一旦解任，不知百孔千疮有多少毛病会暴露。因而以盛宣怀为首，千方百计想为李鸿章活动回任，而卒无成，则清流的攻击，固已形成四面楚歌之势，而右铭的愤激态度，实为决定性的因素。

翁李不协，其来已久，但翁同龢是可欺其以方的君子，性情亦颇平和，对李鸿章实亦可谓之为“对事不对人”，故对李之回任直督，犹非坚决反对。但荣禄对直督之势在必得，及今观之，意向灼然可见。

原来慈禧太后之欲收权，早萌于甲午年间。其时翁同稣得君正专，益以张荫桓对洋务、财政的熟练，所以平章国事，举措由心，除非光绪特述“慈圣”之意如何如何，否则，翁决不建议请懿旨办理。至于对荣禄，视之蔑如，无论在督办军务处或总理衙门，均无发言余地，此实为荣禄所难堪。因为论资望，荣禄早在同治末年即为步军统领、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而翁署刑部尚在光绪元年，论私谊，彼此是金兰之交，从哪一方面看，翁亦不当目中无人。

大致后党媒蘖帝党，往往运用“打狗看主人面”的逻辑，所以对翁之蔑视，荣禄向慈禧造膝密陈时，往往以“翁同稣没有老佛爷在眼睛里”为言。此最足以打动慈禧太后的心。以慈禧之老练、荣禄之深沉、李莲英之阴柔，对朝局洞若观火；翁外恃清流，内结荫桓，复奉恭王之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势莫与伦，计睢得一强藩，隐握兵权，缓急之际，方可举兵人清君侧，投清流于浊流之中。是故荣禄之觊觎直督，可说已非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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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清末四公子》主要内容：湖北巡抚之子谭嗣同，湖南巡抚之子陈立三，福建巡抚之子丁惠康，广东水师提督之子吴保初，清末四公子的风流倜傥、斐然文采在作者的细心勾勒下栩栩如生。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约主笔。高阳擅长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的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