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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在崩散，中心无法自固。“二战”以来引导世界的所有规则、政策和机构大都走到了尽头。这个时代受到从恐怖主义到核武器扩散、气候变化、网络空间安全等全球性挑战的影响，单凭尊重主权已不足以维持秩序。同时，大国争霸卷土重来，弱国造成的问题和强国一样令人失措。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强大的国家，但是美国的行为和不作为，多次使全球局势变得更糟。中东陷入混乱；亚洲面临朝鲜的肆无忌惮；几十年来全球*稳定的地区——欧洲已今非昔比。眼观当前，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公投这两个信号，表明许多现代民主国家都拒绝全球化中的许多重要方面，包括对贸易和移民开放国界。这个世界已越来越凸显其失序态势，世界秩序的脉络也越发模糊，我们急需一个全球新秩序。

在《失序时代》中，哈斯主张一个更新的全球操作系统——世界秩序2.0。它反映出权力广泛分布、国家边界重要性降低的现实。在这一调整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对主权采取一种新方法，兼顾义务和权利、保护和责任。哈斯提出了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并建言对待亚洲、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外交细则。针对美国政治失能、债务不断攀升、对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性质缺乏共识等美国面临的问题，哈斯也提出应对措施。

《失序时代》是一次明察善断的诊视，深度洞察了当今世界，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如果美国对国际事务不能达成新的理解，美国就不能成为全球稳定和繁荣的力量之源。

序

言

部分

章

从战争到世界大战

第二章

冷战秩序

第三章

“二战”后秩序

第二部分

第四章

后冷战时代的大国关系

第五章

全球新失序

第六章

区域秩序的多棱镜

第七章

世界多极化的泡沫

第三部分

第八章

全球新秩序的设想

第九章

遏止修昔底德陷阱

第十章

世界秩序2.0

第十一章

多重世界秩序的构建

第十二章

外交政策始于国内

结

论

理查德•哈斯

担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已达14年，是美国政学两界的重要人物。在政界，哈斯曾就任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特别助理、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主任和前国务卿克林·鲍威尔的主要顾问。他还曾是代表美国的阿富汗前景斡旋者和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美国特使。曾荣获美国国务院杰出荣誉奖、总统公民勋章、蒂珀雷里国际和平奖等殊荣。在学界，哈斯的职务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会员，并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公共政策课程。哈斯拥有牛津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并是13部著作的作者，其中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获得“《金融时报》2013年政治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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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从战争到世界大战

如果不是资料短缺的限制，本书或许可以从回答世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我们该怎么办等问题来开篇。但是后退一步是更好的方法，也很有必要：先理顺事态演变的脉络，然后辨识出新的、不同的趋势。

本书的中心话题是“世界秩序”，这一概念从萌发之初至今已有近400年。“秩序”一词使用广泛，但是和许多其他流行语一样，不同的人对其有不同的用法，所指可能模糊也可能很明确。在反映各个时期的国际关系特性时，以中立、描述性方式来使用和理解它为妥帖。它权衡着这个世界的局势，反映出促进和平、繁荣、自由的各项努力以及阻碍这些进步的势头。简而言之，“秩序”不同于“有序”，“秩序”涵盖了必然存在、程度不同的“无序”。世界秩序可能很紊乱，而不完全是人们所期望的有序。

“秩序”这个词正在经历新生与复苏，有许多不同的用法。例如，基辛格近期的作品取名为“世界秩序”（World Order）。1基辛格是20世纪下半叶卓越的外交家，也是世界秩序以及外交史、国际关系领域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因此，我在本书中将不止一次提到他。但现在，我想先从另一名学者——澳大利亚籍的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说起。

初次认识布尔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我在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我们成了朋友，他的思想和作品深深地影响了我。布尔在1977年写出了我认为近代国际关系方面重要的书——《无政府社会》（The Anarchical Society），副标题十分切合本书的标题：世界政治秩序研究。2

布尔的作品聚焦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区分了两者的差异。一个国际体系仅仅存在于国际层面，各个国家、实体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没有任何政策、决策方面的考虑，很少涉及或完全不涉及选择、管理、原则、规则等。国际社会不同于国际体系，涵盖更广，实质的不同之处在于：国际社会的概念反映出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包括接受对他们诉求的限制或遏制，如何去诉求或抑制，或者两方面都包括。这都以规则为基础，而社会成员接受这些规则（或限制），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是现实可选方案中（或不坏）的行动方案。这样的规则可能是正式的书面协议，也可能是人们墨守的非正式形式。

在国际关系领域，布尔的“社会”概念有具体含义。首先，这个社会的主要“公民”是国家（states）——这一词语在本书中与“单一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国家”（countries）所指相同；其次，这一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各个国家以及监管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基本上都可以在其境内自由行事，无论他们以血统继承、革命、选举或其他方式获得权力，都不影响这一自由行事的原则。再次，这个国际社会的成员不仅尊重和接受其他成员自由行事（相应地，其他成员也尊重和接受这一成员在其国境之内自由行事）的原则，而且尊重和接受这一社会中其他成员存在的事实。因此，国家之间应尽力避免战争，大致可以用“活着并让别人活着”来描述这一国际关系的概念，是一种跨越国界的相互理解。

但是历史并不仅仅描述共识，也需要描述分歧和摩擦。这种成功与失败、有序与无序的混合，构成了布尔作品的核心。正如他的书中所言，任何时刻或时代的历史都是通过不同力量间的互动与角逐，导致了有序与无序的结果，也正是它们之间的均衡程度决定了时代的主要特征。

这是一个十分有用的框架性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走近和了解这个世界，并成为获得事情所在状态的“快照”。如果有充分的从日期、月份到年份的“快照”资料被保存、串联起来，就能够清晰地显示出动态趋势。

在此，我必须说明实现有序的国际社会的基本要求。基辛格大约在60年前出版的早期著作《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3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每个研究国际关系的硕士生都应该花费一些功夫来研读这部作品。书里有很多生动形象的人物刻画，写得很棒，将具体历史事件及其经验教训、意义有机地结合，游刃有余地穿插其间。在这本书中，基辛格写到建立新国际秩序、拿破仑战争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重生，以及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革命。这是当时国际秩序（即欧洲秩序）的历史，获得了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的认可。在维也纳诸多会议中，1814年和1815年的两次会议具有特别意义：英国、法国、普鲁士、俄国、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们汇聚一堂，共同规划欧洲的未来。而这一规划的前景终成为19世纪绝大部分时期的现实。

维也纳会议树立了努力促进和平与稳定的早期榜样，终取得了领土协议、土地交换、对合法统治者的承认等成果。此外，维也纳会议虽然在促进欧洲几十年间和平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它的不作为也值得注意。在维也纳会议的几个参与国国内或邻国出现革命运动时，权力平衡被打破，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国）崛起，多个帝国陨落并终消失。在这一过程中，维也纳会议毫无作为。这确实值得注意，因为这真实演示了有序如何终结并终演变成混乱。

解构“秩序”概念、分解出核心的要素，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它。“秩序”中关键的要素是“合法性”，基辛格将它定义为“国际间对于可行协议以及外交政策中可允许的目标与方法的普遍认同”。4根据这一定义，“合法性”是一个宏大的构想，不仅定义了国际关系的规则（即所寻求的目标和实现的方式）以及如何设定与修改规则，也反映出实际掌握权力的各方对这些规则的接受程度。

但是，与“秩序”理念、“合法性”概念同样必不可少的是思维之外的因素。具体说来，我想引用基辛格60年前描述当时世界的话，“没有抵御外部入侵的防卫实力，任何秩序都不安全” 5，明确指出秩序既依赖于规范国际关系的规则与协定，也离不开权力的平衡。

在“秩序”之外，布尔和基辛格还解释了与之相对的“混乱”。他们认为，混乱反映了那些因不满于现有协定而想改变（包括通过暴力）的能力。混乱是想要改变的行为体与不愿意改变却无法阻止这种变革的国际社会之间角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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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战”的起因，有一大堆研究书籍，一些人将大部分责任归到德意志帝国，一些人归因于影响了他们生活的军事行动，另一些人又提出了其他原因。”

虽然他们不能就战争为什么发生达成共识，但都认同这是一场本可避免的战争。

确实，及时制止、外交、沟通机制等全部缺失，而在百年过后的现在回看这段令人沮丧的历史时，对所有问题的无视才是真正的原因。虽然现在回顾有后见之明的优势，却依然难以理解战争为什么爆发了、各方参战的目的。

当然，“一战”还是给当今的我们留下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

首先，秩序并不能够自我生成或自我维持，即使各方都明显能够从中受益。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这样的实例：一些个体与国家的行为有违于其自身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但还是爆发了，所有相关方的损失远高于所得。这显示出权力均衡的局限性：即使达到大体平衡(战争发生的规模与其代价匹配)，仅凭武力均衡还不足以维持和平。

其次，即使经济上相互依存也存在局限性。国际贸易覆盖广泛，且不断增长。当时有一个思想学派逐渐形成，提出欧洲永远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因为没有任何经济意义，所以没有人会发动战争。这一观念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当时有太多的人和公司通过贸易和投资活动获得高额利润，很多国家都从中受益。但是战争还是爆发了。

这说明，无论是权力均衡还是经济互利，都不能保证避免冲突和混乱。在此我再补充另外一点，与“一战”爆发的事实及其作战方式有关。历史表明，经历几个世纪形成的一个思想成果影响有限，其主题有关参战和发动战争的道德或法律基础，即众所周知的战争法或战争规则。

这一思想成果根植于基督教神学，但被很多当时的决策者忽略了。现有规范规定了一场正义战争必须达到几个标准：为一个崇高的事业而战；胜利的可能性高；由合法当局发起；仅作为最后的手段；使用的武力规模不超过必需且符合比例；使用武力的方式尊重非参战人员的福祉和权利。”

在这几个标准中，...

与“一战”不同的是，这次世界大战以更加明确的方式终结。

“二战”的结局非常明确：德国和日本无条件地战败投降。更有意味的是战后战胜方对待战败方的方式有根本性不同。

如果说“一战”之后是惩罚性和平，“二战”之后则是转变型和平。

两个战败国被不同势力占有：德国被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控制、日本被美国支配。这些控制势力按照自己国家的模式重塑德国和日本，从而使日本完全转变为民主国家，除了被苏联控制的部分(即民主德国)德国也实现了民主制。近3/4个世纪之后，德国和日本成为继民族国家建设之后成功实现国家政体转变的典范。

可以说，这种对待战败国的方式是充分考虑和评估“一战”后教训的成果。“一战”后德国受到严厉的对待，屈辱和经济困难激发出激进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氛围，为阿道夫·希特勒及其支持者创造了环境，打开了政治大门。平心而论，这种想法不无道理。

德国和日本都曾有国内独裁主义趋势和对外征战倾向，为了防止这样的问题再次出现[也许可以称为“国家病症复发”(national recidivism)]，人们认为需要通过重大的政治约束和均衡来转变它们，让它们变成真正完善的民主社会，只有做到这一步——通过民主内部秩序建立之后，外部的稳定才可能得到保障。

其结果不免偏离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提出的秩序理念，因为战胜国不再仅局限于简单地确保两个战败国都不会被允许拥有武力去侵害其他国家，而是都同意一种实现秩序的方法，即认同一个国家边界之内所发生的事情对其国民和其他国家都有影响。

战胜国认为，鉴于“一战”之后又爆发“二战”，它们需要采取行动确保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按照它们的集体意念重塑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二战”中与它们敌对的国家。

但是，过犹不及，我们不应就这两个案例大做文章。德国和日本战败后的一切情形都不同于很多当代推广民主的呼吁。当时更多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而不是理想主义。事实上，“二战”之后对德国...

谈到美国必须关注国内秩序建设时，教育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它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能够帮助那些受到贸易和技术变革冲击的工人，也是打击不平等的有效方法。关于不平等的危险，有许多人著书立说。

确实，不平等现象在扩大，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少数人非常富有，而在于许多穷人看不到生活水平或前景改善的希望。

政策和规定不应试图通过大规模补贴和重新分配财富的新税收政策来降低不平等，这一定会失败，因为财富转移并不能增加受援者的能力，反而会降低他们的动力。

政策应促进低阶层向更高阶层流动。只有当年轻人以及公民一生都能够获得更多的优质教育，才可能实现这种流动。否则，阶级固化会导致经济增速降低，社会摩擦力增大，反过来在美国政治中引发更多的民粹主义，在这个稳定性降低的时代里，对外交政策的支持会更少。

教育的另一层意义也值得提及。本书前边章节曾说过，这个世界对美国和美国人很重要，美国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同样影响重大。公民想理解这些现实并对提议的政策进行评判，必须具有全球视野，认识到全球参与的潜在利益和全球化带来的潜在风险，以及参与太多或太少(更准确地说，错误参与过多和正确参与过少)的潜在风险。因此，一项对美国未来的良好投资是：将全球公民学纳入高中和大学课程，澄清世界为什么重要以及美国所面临哪些选择。

中东

中东地区暴力程度最高，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决策者来说，都是最大的挑战。上一章描述了这一地区的历史背景和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设定一套宏伟的目标，无异于脱离现实、异想天开。

确实，治理国家时如果设定的目标较小，有时确实会错失良机。但中东不同，对这一地区即使是最保守的目标也可能过高。

应对当代中东局势的另一种方法是，在有些情况下需斟酌是否创建新局面的可能，这是正确和恰当的思路。有些情况可采用外交攻势，但是这里并不适用。这好比在金融市场投资：有时投资者会被建议投资，因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会获得回报——可是也有一些时候，各种理由都表明应该避免入市，转持现金储备。

当今的中东非常类似于后一种情况。在目前和可预见的未来，更多要考虑可以避免什么，而不是可以实现什么。

这里的局势和阿富汗一样，也是一个需要管控之地，而不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支持以克制的方法管理中东并非建议躲避或忽略这一区域，事实上也不能避开或不管。首先，美国和其他非中东国家在这一地区仍然有重大利益；其次，中东所发生的事件会影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难民危机就是这样的实例，明显增加了欧洲的负担。另一个实例是，受到该地区恐怖分子和恐怖事件的鼓舞，其他人在美国或其他地区实施了恐怖主义活动。

显然，当地最大的战略利益是石油。中东石油储量占据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产量超过世界总量的1/3。这一事实在未来几十年内不太可能改变。事实上，能够明显影响该地区能源重要性的唯一转机在于技术突破，那样石油才可能不再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中心角色。

美国仍然非常受制于中东地区的石油。有不少文章讨论改变美国能源格局，但是大部分都是错误的，因为让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激增的技术和实践革命并没有开启美国能源独立的时代。美国也许不需要来自中东的石油，但是确实需要每天进口约400万桶石油，因为国内生产的石油与国内炼油厂的需求不匹配，而中东事态发展对石油价格的影响很大...

另外有一点同样重要，但是所有中东政策却没有纳入考量：不要过多强调在近期内改革中东的社会性质，虽然原则上这是期望的结果。理想从来不是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在期望和必要或重要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

此外，所建议的行动，不论是军事行动还是其他行动，都必须通过上述测算，即预期结果和利益必须大于预期成本，并且与其他政策的预期结果相比具有优势。而改变中东社会的方案没有通过这些测算。

我再次重申，这不是说美国应该忽视中东社会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可能某些情况下必须进行某种形式的人道主义干预。

约旦等国家需要外来帮助应付难民压力和恐怖分子的威胁。在较小规模的事件中，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外交干预(公众外交或民间外交)，鼓励和劝阻一些行为。现在埃及正是这种情况，人道主义因素较少，更多是为了促进社会和政治稳定。

美国对许多国家的议程重心不应放在“民主”上(在缺乏制衡和强大宪法的情况下，选举可能产生反民主的结果)，而应侧重改革，包括减少腐败，增加女孩和女性受教育、参加工作等方面的机会以及拓展民间社会的空间，增强法治，引入教育改革，从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转向加强批判性思维，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和能源部门的发展等。这种变化将缩小政府与其公民之间的距离，国家不易受到激进分子的蛊惑。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改革可能为逐步过渡到更加开放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打好基础，具有一些甚至更多民主社会的特征。

如上一章中已经提到，在许多方面，更确切的说法是，这个世界有多种而不是只有一种世界秩序。在前文讨论的各个领域中确实如此，例如，贸易等领域所达成的共识程度不能和气候、网络空间等领域同日而语。

这种分化也表现在地理意义上。当今世界由北美洲、南美洲或拉丁美洲、亚太、南亚、非洲、中东和欧洲等许多不同的区域组成。

有一个矛盾的现象：这个世界既越来越全球化，也越来越区域化。

亚太地区是世界上最贴近经典模式的区域。在某些方面，它是中东的反向图景：这里有强大的民族国家和国家认同。

在经济飞速发展、军费增加、多处领土争端以及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该地区一直相当有序，而这一切都不是自发的。

前边章节曾总结过，它是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很高；许多政府都决定将大部分注意力和资源集中于发展本国经济和政治；美国的参与使得该区域的几个国家不必全力发展军事，也让其他国家的进攻企图成为高风险、低回报的选择。

那么，明显的问题是：这一局面是否可以持续？换个实用的说法，需要做什么才能让这种情势持续下去？秩序必须继续深植于权力平衡和经济相互依存。从总体上看，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有利于发挥美国的优势，所需要的策略非常接近于经典的治国之道。挑战在于要塑造当地国家的对外行为，而不是改变其性质；

操作框架应该是现实主义，而不是威尔逊理想主义。

该区域问题的根源包括强大的国家、争夺领土主权、相互对立的国家主义、历史积怨、缺乏外交机制和架构。如果要举出一个相似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欧洲可能比较接近。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警告不能满足于现状，同时提出建议：如果美国的行动目的明确，这一区域的稳定就很可能得到维持。

编辑推荐

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为美国政界重要人物，在国际战略、世界秩序研究方面的成就堪比基辛格及布热津斯基。哈斯曾辅佐多届总统，是白宫资深智囊，亲自参与白宫政策制定并多次代表美国到阿富汗、北爱尔兰等地处理国际事务。在学界，哈斯同样是首屈一指的专家。2014年年底，哈斯在《外交》杂志上刊登了关于“失序时代”的长文，并被多国媒体转载、翻译，随即在政学界均掀起了对“失序时代”话题的热烈探讨。如今，哈斯终于将他对世界秩序的2.0版的详尽解读凝聚成这部权威之作——《失序时代》。在书中哈斯认为，全球秩序已经脱离了由美国单一操控的时代，无论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所呈现的复杂态势均表明世界已经进入“失序时代”，而这一失序的态势同样为世界新秩序，即世界秩序2.0的到来提供了良机。对此，美国该怎么做？中国该怎么做？世界又该怎么做？在《失序时代》一书中哈斯将会一一给出答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美国国防部前部长罗伯特•盖茨、“冷战史研究泰斗”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等联名推荐《失序时代》。

前言

序言

当冷战结束、后冷战时代来临时，人们期待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然而这个时代刚开始，就遭遇触礁。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在其貌似十分强大的统治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指挥下，悍然入侵科威特，在短短几天内控制了这一位于伊朗南部的弱小邻国，并且很快剥夺其独立国家主权，将其变成伊拉克的第19个省。

在此之前不到一年的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象征着冷战时代结束。冷战是指“二战”后的40年间，以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两大阵营争斗所形成的国际关系格局。

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意味着巨大的区域性和全球性潜在影响。在入侵科威特前，伊拉克已经控制了全球石油总量的10%，如果它成功攫取科威特，这一占比将直接翻番，一方面会让伊拉克更加强大，另一方面，如果萨达姆的行径没有得到惩戒，将向其众多邻国传递一个信号：它们孤立无援，只能靠自己。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这些邻国除了接受巴格达的统治，几乎别无选择。由石油生产国组成的、占据全球石油储量份额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将落入萨达姆之手，石油价格面临失控。

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领导的政府，在了解伊拉克的所作所为之后，深入分析了这一发生在后冷战时代开端的事件可能产生的直接的区域性影响和历史影响。布什及其身边的幕僚（包括时任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波斯湾、南亚事务首席顾问的我在内）都认识到，事态的发展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先例，从而改变地缘政治，推动世界格局进入新时代。对萨达姆的侵略和征服行动的回应和处置方式，既可能引导后冷战时代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也可能导致大范围的无序混乱。

因此，基于区域和全球、直接和间接影响的考虑，美国采取了行动。为了完成使命，美国与联合国安理会其他14个成员密切协作，反对伊拉克的入侵行为，制定并随后实施了一系列制裁决议，确保伊拉克不仅不能从入侵科威特中获利，而且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几十个国家通过不同的方式组建成大型联合部队，保护沙特阿拉伯不受伊拉克进攻的威胁；如果以制裁为主的外交政策不能将伊拉克驱逐出科威特，将通过多国部队武力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并帮助科威特政府恢复国家主权。1

这一政策总体上获得了成功。布什及其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发布声明称，他们希望这一遏止伊拉克侵略行为、恢复科威特国家主权的共同努力能够为将来树立一个先例。1990年9月，布什总统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尽管波斯湾危机很严峻，但也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它能促进合作，并推动合作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这些动荡解决之后……我们将迎来世界新秩序，一个进一步摆脱恐怖威胁、在追寻公正中变得更强大、在寻求和平中变得更安全的新时代，一个世界各国都能和谐共处、繁荣发展的新纪元。千百年来，先辈们一直孜孜以求地找寻一条和平之路，但是伴随着这一努力的却是无休止的战争。今天，这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世界正在形成。在这个新世界里，法治将取代丛林法则，所有国家都认识到自己在维持和实现自由与公正中的共同责任，强国充分尊重弱国的权利。我在赫尔辛基会见戈尔巴乔夫总统时沟通了这些见解，他和来自欧洲、海湾地区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领导人都充分理解和认识到，今天处理危机的方式将塑造我们的未来。”2

在时隔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当时预期的美好的“世界新秩序”并没能实现，很多地方以及国际关系的实际场景更像是“世界新无序”。如果有一家上市公司叫作“世界秩序有限公司”，那么它的股价虽然没有大幅下跌，但是因为进行了调整，其价值至少已经下跌了10%，整个世界可能由此进入熊市，甚至会带来20%的跌幅。更糟糕的是，趋势日益低迷，看不到反弹迹象。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稳定和发展实现了重大突破：大国之间的冲突得到缓和；各国间展开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共同应对一些全球性挑战；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之间就国际经济政策的很多方面进行大量的协调。此外，人们活得更健康、更长久，数以亿计的人脱离了贫困，更多的人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这些进步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事实上，曾有一个写作团体提出：我们的世界远远好于悲观论者所描绘的景象。或许可以借用“瓦格纳的音乐优于所有的演奏版本”这句老话来描述实际情况：这个世界好过它的表象。3

这些对世界的乐观看法很有吸引力，却经不住推敲。事实上，我们难以论证说，冷战结束后所发生的一切、战胜伊拉克形成了历史性转折。虽然萨达姆通过武力方式实现其外交目标的企图被挫败，但是同样的想法和做法并非。在20多年后的今天回顾时，我们看得更加清晰，萨达姆用不合法的方式扰乱当时的世界格局，这本身就预示了未来的一个走向——并没有迈向一个稳定的新世界。实际上，国际局势中的一些发展和趋势很令人担忧，例如，全球性挑战与应对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几个区域存在着现实和潜在的冲突，美国和许多国家正在经历政治失能，或许更加难以制定和实施有助于维持秩序和应对威胁的外交政策。如果简单忽略这些趋势，是十分危险的。

在此我说明一下本书书名的来历。“失序”是我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没有其他词汇能够更准确地描绘这个时代的实际情况。我查阅了字典、辞典，舍弃了“无政府状态”和“混乱”这两个词，因为它们并不能真实反映世界形势（包括中东地区的形势，那里发生的一切令人不安，本书也会就此进行讨论）。上文也提到，“世界新秩序”的说法缺乏依据。“失序”比其他任何词语都更好地抓住了当前和未来形势的特点。

“失序”一词能触发许多重要的问题：失序为什么会发生？是怎样发生的？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当时的乐观状态演变为今天的失序？这一过程是不可避免，还是本可能有转机，从而导致不同的结局？如何准确地描述现在的局势？是否应该把当今世界简单地看成历史长卷的篇章？是什么形成了本质上的不同？很多事情确实看起来很糟糕，但事实上究竟有多坏？会进一步恶化吗？还有一个问题是：假如有措施且应该采取措施来应对，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失序时代》正是要回应这些相关问题。创作本书的构想和我其他许多经历相似，并非早有谋划，初源自一个电话。2014年，曾领导英国陆军情报六局（英国的对外情报机构，相当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迪尔洛夫（Richard Dearlove）在剑桥大学担任彭布罗克学院院长。他打电话告诉我剑桥大学将举办系列讲座，问我是否有意在下一个学年去做剑桥大学的“客座教授”。当我听到“具有人文精神的治国策略与外交学客座教授”这一头衔时，所有想拒绝的念头顿时烟消云散：这么好的称谓和机会，不能错过！

2015年4月，我在剑桥做了三场演讲，每次讲一个小时，而后是大约30分钟的问答。我还参加了专业讨论会，会上三位专业学者及其他人对我的演讲内容进行点评，接着我对他们的点评意见给予反馈。写作与演讲让我从过去的工作中提炼出许多想法并在本书中加以扩充；大家的点评和反馈有的锦上添花、有的令我茅塞顿开，更加充实了这本书。

写作和演讲是两种不同的表达形式，如果将演讲简单地直接变成文字，效果往往并不好。所以这本书和我当时的演讲内容有许多不同，反映出我的思考演变过程：这一话题的内涵远比我初的认识更丰富。

在我演讲和写这本书时，这个世界并非风平浪静，也不是处于相对和平和繁荣的时期。相反，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全球有许多地区处于动荡和困境之中。中东大部分地区在“一战”后所形成的秩序正在瓦解，伊朗的核野心、“伊斯兰国”的不断扩张，使地区局势更加紧张。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有很多共同点：国家正在或已经失能，其中，叙利亚问题尤其突出：几十万人死去，超过一半的人口变成国内流民或国际难民，给叙利亚的邻国和欧洲带来了威胁性影响，后果之一是全球性的流民、难民数量激增至6 000万。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还在积极谋取拿下乌克兰东部地区，并且在近10年内首次表明愿意和能够在中东采取行动。希腊与各个债权国难以就新发贷款达成一致，这一风险可能引发危机，其影响不会仅限于希腊和欧洲内部。

经济放缓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而是已经变成全球性趋势。能耗与商品价格竞相降低，互为因果。在缺乏完善的财政政策和真正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难有大作为。在拉丁美洲，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重要国家都深陷国内政治问题的泥淖，民众对政府缺乏信心，进而影响经济表现，巴西尤为严重。在非洲，三个国家在奋力阻击埃博拉病毒暴发，同时，其他国家也在迎战多种区域性疾病，而几个月后，由寨卡病毒引发的另一种疫情又在各地蔓延。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依然落后于气候变化本身。尽管教皇方济各及各界人士都积极促进更多的国际应对，2015年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也被广泛称赞为一次成功的大会，但是还远远不能下定论说，这一会议能够有效改善国家的行为或者降低问题的规模。网络空间是一个新兴的前沿领域，且不断发展延伸，但是威胁很多而规则过少。索尼影业因为发行了一部描述朝鲜年轻领袖被暗杀的电影其内网遭到朝鲜黑客攻击，就是一个实例。传统恐怖主义不再罕见，在中东之外的巴黎、布鲁塞尔，以及美国加州的圣贝纳迪诺都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

更糟糕的是国家层面上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多的政府正面临由经济增长放缓、就业率降低、公众广泛关注退休金和医保的资金保障、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引发的国内政治问题。一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失能（与政党或个人有关，或者与两者都相关），需要出台政策来缓解，但是难度之大前所未有。成熟的民主国家出现了民族主义和主义，其他一些国家权威主义开始抬头，进而呈现出恶性循环：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诱发了各种各样的国内发展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使政府更加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

在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的表象之下，结构性改变也会造成重大影响。长久以来，国家一直是国际关系的主体。现在，国家在某些情况下正让位于其他实体。权力和技术前所未有地分散在不同人的手里，决策制定同样呈现去中心化。全球化带来了几乎所有物品大量、快速跨越边境的流通，政府往往不能监控其真实情况，更不可能加以管理。在许多关键领域，全球化造成的挑战与应对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美国依然是全球强大的实体，但是在全球的权力占比却在缩小，而且将其巨大实力转变为实际影响的能力也逐渐变弱。这些趋势反映出美国国内政治、社会、人口、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外部世界的转变。结果是，这个世界的离心力正占据上风。

无独有偶，一些领导人和我持有同样的看法。美国军方领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话颇具启示意义，他在新版《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的前言中说道：“今天的全球安全环境是我40年军旅生涯以来难以预测的……全球混乱正不断加剧，而我们的相对军事优势却开始减弱。”4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曾谈道：“正在出现的种种现象表明，主要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竞争的趋势是不断挑战国际规则与制度。”5就在前不久，亨利·基辛格在陈述其观点时说：“全球剧变的势头已经超过了政治家们的治国才能。” 6

如果有人想在本书中寻找有利于自己党派发展的日程，他们会很失望。我并不赞同民主党、共和党领袖们的许多政策。我写这本书的动力很简单地来自一个判断：21世纪将极难管理和控制。事实表明，这个世界正在偏离过去近400年来（通常称为近现代）的历史轨迹。我很关注可能出现什么结果。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有时确实是这样。就未来趋势来说，我的总体看法是：与其说是类似于过去那样，和谐度降低了，不如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不和谐的可能性极大。

本书包括三个部分。部分梳理了从17世纪中叶现代国家制度兴起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直至冷战结束期间国际秩序演变的历史。其假设基础是，世界是线性发展的且具有很大的连续性（即世界秩序1.0）。当然历史本身有很大的变数，有时变好，更多的时候是变坏。

第二部分回顾了冷战结束后1/4个世纪期间的世界格局，提出在这20多年中，形成了与过去的断裂线，一些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事情正在发生。这一部分的分析覆盖全球主要区域以及全球大格局，描绘出这个世界目前的状态、发展演变过程及其预示意义。

第三部分是本书的后一个部分，侧重于规范性建设，提出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约束超级大国竞争，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同时，世界需要一个更新换代的“操作系统”——世界秩序2.0，它将新兴势力、挑战和行为体都纳入考虑范围。美国和很多国家的外交政策都需要调整，调整中的关键因素：，采用涵盖政府义务和权利的新国家主权方法；第二，执行结构更加灵活、参与更为开放的新多边政策方法，改变我们已经习惯了的相对固定的协议方法；第三，在对外关系中通过要求接受更多附带条件的方法，提高灵活度；第四，美国必须突破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从更广义的角度将过去认为属于国内范畴的挑战和问题纳入考量，并考虑相应的措施，这样才能取得成功。我清楚，这一构想是对目前正统观念的一大挑战，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在这个失序的世界里，所有事情都已不同寻常，外交政策也不例外。

书籍介绍

我们正处在一个日益失序的世界，一个美国无法按照自身模式塑造的世界。

一切都在崩散，中心无法自固。“二战”以来引导世界的所有规则、政策和机构大都走到了尽头。这个时代受到从恐怖主义到核武器扩散、气候变化、网络空间安全等全球性挑战的影响，单凭尊重主权已不足以维持秩序。同时，大国争霸卷土重来，弱国造成的问题和强国一样令人失措。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美国的行为和不作为，多次使全球局势变得更糟。中东陷入混乱；亚洲面临朝鲜的肆无忌惮；几十年来全球最稳定的地区——欧洲已今非昔比。眼观当前，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公投这两个信号，表明许多现代民主国家都拒绝全球化中的许多重要方面，包括对贸易和移民开放国界。这个世界已越来越凸显其失序态势，世界秩序的脉络也越发模糊，我们急需一个全球新秩序。

在《失序时代》中，哈斯主张一个更新的全球操作系统——世界秩序2.0。它反映出权力广泛分布、国家边界重要性降低的现实。在这一调整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对主权采取一种新方法，兼顾义务和权利、保护和责任。哈斯提出了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并建言对待亚洲、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外交细则。针对美国政治失能、债务不断攀升、对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性质缺乏共识等美国面临的问题，哈斯也提出应对措施。

《失序时代》是一次明察善断的诊视，深度洞察了当今世界，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如果美国对国际事务不能达成新的理解，美国就不能成为全球稳定和繁荣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