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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语“听、说、读、写”的基本功中，最难的应该说是听力。如果说“说、读、写”可以一边思考一边进行的话，那么“听”则要求在一瞬间完成。只有对所听内容中出现的绝大部分的单词、句型以及相关背景相当熟悉，才能听得懂。可以说，从听力中最能看出日语学习者水平之高低。

要想提高听力水平，最好的办法是多练习。练习的方法多种多样，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以及水平采用适合于自己的方法。不过，编著者认为在进行练习时有三点最为重要：第一，发音不能听走样；第二，遇到生词要及时查字典；第三，对不熟悉的话题要及时了解，对主要地名(都道府县市町村)的位置要用地图来确认。

本书是为中级程度(日本语能力测试1、2级)的日语学习者而编写的。全书共选编了40篇课文，其内容主要大致可以分为日常会话与新闻两大块，日常会话选自日本原版电影、动画片以及广告，新闻选自NHK等电台的新闻广播，可以说是保持了“原汁原味”。考虑到中级学习者的实际情况，将难度较大的新闻部分的语速稍微调慢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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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一般认为《老残游记》是晚清艺术价值最高的一部小说。鲁迅、胡适、夏志清都十分赞赏推崇《老残游记》，不过赞赏角度不同。鲁迅注意的是官场批判：“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胡适则认为：“《老残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却不在于作者思想，而在于作者描写风景人物的能力…《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滥调，总想镕铸新词，做实地的描画。望这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夏志清则对刘鹗小说的“中国情怀”评价极高：“刘鹗与诗圣杜甫相形之下，毫不逊色；…两者同样优时感世，虽然极其悲戚沮丧，但对中国的传统，信念坚贞不渝。”我手头使用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的《老残游记》，里边也有出版说明：“作家虽有同情民众疾苦、比较进步的一面，但他的基本政治观却是落后，甚至反动的。他坚决拥护封建统治，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缺乏认识，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义和团反侵略斗争。”

说到底，余华的《活着》最受欢迎的关键两点，就是“很苦很善良”。“很苦”，是记忆积累，又是宣泄需求，是畅销保证，也是社会安全阀门。“很善良”，是道德信念，又是书写策略，是政治正确，也是中国的宗教。

小说作者罗广斌1924年生于重庆，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罗广斌曾是杨振宁的学生，1948年被囚禁在渣滓洞、白公馆，他也是出身地主，家庭家境优越，这些都非常像小说中的刘思扬。关于罗广斌的被捕，有材料说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出卖，又有说是市委书记刘国定招出来的，可见当时背叛、招供的情况不少，级别也很高，并不像小说里这样，只有一个中下级的甫志高。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是江竹筠。罗广斌被捕后，因为兄长打招呼，徐远举也并不伤害他性命。1949年11月27日，发生了大屠杀，罗广斌幸免于难。1949年12月25日，罗广斌就向组织上交了几万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简称“狱中八条”），这个就是小说《红岩》的史实基础。

1950年，从事共青团工作的罗广斌与杨益言、刘德彬合作创作了一个报告文学，叫《圣洁的血花》。1958年，三人又在《红旗飘飘》第六集上合作发表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61年，41万字的《红岩》出版，整个成书过程，前后十年以上，是一个典型的集体创作的过程，由重庆市委宣传部领导，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主持多次大改，这本书后来果然成了该社的镇社之宝，再版51次，发行近千万册。这本书的作者还调到北京学习，甚至还可以查看国家机密档案，包括当初国民党要犯的招供。在复杂的集体创作过程当中，出版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根据意识形态的形势，调整文学创作的规范，实际上也铸就了“三红”共同享有的“十七年文学”的基本特点：第一，就是在历史上的衣村阶级斗争、写监狱的文学、战争故事中，贯穿50年代后期的意识形态。第二，人物必须红黑分明，英雄不可有错误，反派不能被原谅，尽量少或者没有中间人物，基本上没有人物性格转化。第三，英雄也可有感情戏，敌人也不必脸谱化，爱情一般不应是主线，情节紧张，语言通俗。

所以集体创作机制的成果，具有很强的宣传功能，“三...

后来第四次文代会，宣读过“十年”当中受迫害去世作家的名单一一邓拓、叶以群、老舍、傅雷、周作人、司马文森、杨朔、丽尼、李广田、田汉、吴晗、赵树理、萧也牧、闻捷、邵荃麟、侯金镜、王任叔（巴人）、魏金枝、丰子恺、孟超等。这份名单至少还漏掉了陈梦家、罗广斌等。活着的作家，有发表资格的极少，如郭沫若、浩然、胡万春等。1972年以后，可以发表作品的人数有所增加，如李瑛、贺敬之、顾工、草明、张永枚、玛拉沁夫、茹志鹃、臧克家、姚雪垠等。也有一些年轻人在那个阶段开始貨作，如莫应丰、张长弓、王小鹰、谌容、刘心武、徐刚、郑万隆、张抗抗等，不过他们在“文革”后出名，比较后悔早期的作品。

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的小说总有象征/写实两个层面并行。吃人主题更深一步，就是狂人怀疑自己是否也吃过人，被吃的人也参与吃人。这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一种比较深刻的忏悔意识，之前少见，之后也不多。

看到社会环境腐败，官场在危害百姓，导致民不聊生，这是晚清四大名著的共识。看到不仅官府富人，而且自身被欺的庸众看客，也是这黑暗中国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是“五四”文学的发现。看到肉体压迫吃人，礼教牢笼也吃人，鸳鸯蝴蝶派也会抗议。但是看到害怕被吃的人们，甚至大胆反抗的狂人，可能自己也曾有意、无意参与过吃人，这是鲁迅独特的忏悔意识。

给父亲买药，是说得出的屈辱；被亲戚乡邻污蔑，说买药时偷家里钱，则是说不出的侮辱，连母亲都无法帮他洗清。因为这些流言和屈辱，鲁迅早早离乡背井，到江南水师学堂艰苦寄宿攻读新学。没想到接下来的屈辱又和医/药有关。在幻灯片里发现了日俄战争里华人麻木不仁地围观华人被当作俄军间谍砍头，于是觉得医身体不如医精神，这是一个说得出的刺激和转折点。但在仙台学医成绩中上，被日本同学污蔑说是藤井先生特别照顾，这又是一个说不清楚的屈辱。碰到这种事情，周树人不吵，而是忍，但绝不忘却。国事私事都不忘，持久的反省，持久的恨。后来顾刚、陈西滢议论《中国小说史略》是否抄袭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20年代后期又同时遭到郭沫若和梁实秋左右两翼的批判等，鲁迅都是先忍之后就一直不忘，时时反击。

更加需要忍耐的是他遵奉母命的与朱安的婚，明知不合道德仍然服从成亲，这是一忍。结婚后坚决不同房，只当朱安为母亲媳妇而不是自己妻子，这又是一忍。这何尝不是在被人吃的情况下也参与吃人呢？鲁迅常常说，他没有对读者说出他全部的真话。竹内好说：“他确实吐露过诓骗的话，只是由于吐露诓骗的话，保住了一个真实。因此，这才把他从吐露了很多真实的平庸文学家中区别得出来。”鲁迅的真诚就在于他承认...

何其芳因为不大相信阿Q精神像病菌一样在转移，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同阶级的人也都可能有，结果这种“超阶级的人性论”就受到了批判。

其实，鲁迅描写的阿Q精神，其生命力就在于既存在于民间也属于官场。之前晚清作家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描述官场，重点是官欺压民。后来延安、50年代“人民文艺”，重点是民反抗官。但鲁迅一代作家，却更关注了官民之间的复杂关系。今天你是弱势民众，万一明天做官，会不会重犯官场毛病？那毛病简而言之就是“阿 Q精神”，既是官病，又是民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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