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士丁尼的天灾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查士丁尼一世是古典时代晚期最后一位被冠以“大帝”称号的东罗马皇帝，他和他那一代能臣武将又被称为“最后的罗马人”。他出身边陲行省伊利里亚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却倚靠叔父的从军背景，早早进入了君士坦丁堡的权利中枢，四十岁便加冕成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充实了帝国的国库，拔擢了两位不世出的军事天才：百战名将贝利萨留和宦官将军纳尔赛斯，花了二十年的时间，荡平了割据北非的汪达尔人，摧毁了占据罗马发源地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最终收复了帝国的旧都——永恒之城罗马；他在尼卡暴动中被焚毁的旧教堂废墟上，建起了一座人类建筑史上奇迹——圣索菲亚大教堂；他发布赦令，任命了一众法学家，编纂出一部罗马法的集大成者——《查士丁尼法典》，奠定了大陆法系的基石……以上成就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使一位帝王名垂青史，而查士丁尼却在有生之年将它们全数实现。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有什么理由不能实现罗马帝国的复兴呢？

事实上，理由有很多。而其中最触目惊心的一个，便是发源自非洲的鼠疫杆菌。当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生物体，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碰撞时，其结果便是一场横扫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大瘟疫。在付出了2500万具尸首的代价、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几十座繁荣富庶的都市化为鬼城之后，罗马，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轨迹都被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最后的罗马人”的雄心、才智与梦想，在历史与自然的风暴的面前，竟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导语：三千体的问题                      

前言：贝鲁西亚                        

第一部分： 皇帝

1 世界四大君主 [286–470]                      

2 我们不爱任何不文明的存在 [337–518]           

3 我们最虔诚的夫人 [518–530]                          

第二部分：荣耀

4 所罗门，我超过了你 [530–537]                        

5 体面生活、不伤害人、让人各得其所 [533–537]           

6 上天赏赐的胜利 [533–540]                             

第三部分：细菌

7 机缘与数字的后嗣                                     

8 如此简单的始端                                      

9 上帝愤怒之火 [540–542]                               

第四部分：大流行病

10 一个不守法的人 [523–545]                            

11 极大恩典 [545–664]                                   

12 解不开的线 [548–558]                               

13 丝绸之国 [559–565]                                  

后记：雅尔穆克 [636]                                   

致谢              

注释               

参考书目             

威廉·罗森（William Rosen)，担任麦克米伦与西蒙出版社资深主编30年，出版过包括本书在内的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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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

第三章

“我们最虔诚的夫人”

518–530

查士丁能够登上皇位的这种情况，意外到必须得有一只无形的手来暗中操控这个过程：散布谣言，贿赂元老，在君士坦丁堡街头的人群中煽动“自发”的支持性示威活动。因为折中决定的受益者只有那两个来自伊利里亚的农民，又因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人会认为查士丁是位熟练的政治家，所以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假设，暗中操纵这只无形之手的，正是查士丁尼。如果说真是查士丁尼为其叔父夺得了帝国，那么他也负责任地帮助叔父做好了统治。

九年来，查士丁尼一直担任着事实上的副帝——而且，随着查士丁日渐衰老，查士丁尼成为了唯一的统治者。那段时间，叔侄两人的政权中，最紧迫的任务便是宗教问题。元老院贵族与帝国的农民们会选择查士丁的一个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原因，就是他对迦克墩公会议上颁布的正统信条的忠诚。要与教皇何弥和解，这位新皇帝就必须否定他的一性论前任芝诺和阿纳斯塔修斯，并且在君士坦丁堡城内清除两位前任召来的神职人员。公元 521 年，查士丁尼为其首个执政官任期举办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这也是一项可以追溯到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至高荣誉，当时所有的政治家都惯用这种机会来获取政治支持）。当时，一性论主教提摩太被遣返回了亚历山大的家中，而此时的君士坦丁堡也和罗马一样，都成了正统教派的地盘。

事实上，君士坦丁堡要比罗马更加正统，因为当时统治意大利的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是阿里乌教派的异端分子。尽管如此，由于理论上东哥特人是要按照皇帝的意愿施行统治的，所以查士丁还是同意象征性地“收养”了狄奥多里克的女婿尤塔里克，并且还为东哥特的宫廷成员授予了多个高贵的皇家头衔。狄奥多里克曾说过这样的名句：“有能力的哥特人都想活成罗马人；而穷苦的罗马人才会混成哥特人的样子。”1当时，他所统辖的领地与东罗马帝国的疆域几近相当，并且他对于帝国政策也充满了可以预见的警惕。尽管如此，从狄奥多里克的话里还是不难看出，他是非常重视君士坦丁堡皇帝的认可的。公元507年，当女婿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在与法兰克人的战斗中阵亡时，狄奥多里克便作为其外孙的摄政王，开始控制西班牙以及整个意大利半岛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部分地区。当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查士丁尼西望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王朝的中心领土时，他看到是的是一个巨大的东哥特阴影正笼罩其上。这个阴影基本上就是狄奥多里克本人的影子。这就决定了君士坦丁堡能否在这块土地上重新建立权威，还得看他本人及其继任者能活多久。毫无疑问，狄奥多里克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公元522年，他的女婿由塔里克去世；翌年，他的朋友兼支持者、教皇何弥 也与世长辞。此时，这位东哥特国王的谨慎上升为偏执，进而直接促成了一部作品的诞生。而这部作品也比任何东西都更能代表古典世界与即将取代它的中世纪世界之间的知识分界。

亚尼修•玛理乌斯•塞味利诺•波伊提乌与伯多禄•塞巴提乌斯•查士丁尼的出生时间相仿，但他们所处的环境却有天壤之别。作为罗马最古老的阿尼契家族的富家子弟，波爱修斯会说多种语言，同时还是数学家、哲学家和修辞学家，是晚古时代罗马文化巅峰的代表。随着一位对罗马一切事物都充满热情的东哥特国王的崛起，波伊提乌注定会在未来成为他的朝臣。实际上，就连他的两个儿子也被狄奥多里克任命为 519 年的执政官。公元 522 年，狄奥多里克曾指控一位名叫阿尔比努斯的元老与查士丁密谋勾结。波伊提乌在为这位元老院同事辩护时表示，怀疑阿尔比努斯实际上就是怀疑整个元老院。听闻这番言论的东哥特国王，当即便将波伊提乌下狱。公元 524 年 10 月，受尽酷刑折磨的波伊提乌被处死。就在去世之前，他创作出了古典时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新柏拉图主义的经典著作《哲学的慰藉》。

在《哲学的慰藉》一书中，命运女神，作为神秘且模糊的命运之力的化身，常被当做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力量。像波伊提乌这种虔诚的基督徒，在极端情况下援引的是柏罗丁而不是耶稣，这就充分证明了希腊精神在地中海世界中仍然保留着自身的控制力。波伊提乌的这部伟大著作，也即吉本所谓的“黄金书卷”，因其本身表达了对所有弱化基督教影响的文本的青睐，所以毫无疑问，这本书是人们能够在古典时代中找到的通往中世纪的最现实的桥梁之一。当然，实质上它也被翻译成了所有的“欧洲”语言，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由杰弗里•乔叟翻译的英文版。而乔叟所看重的，于其说是这部作品的哲学严谨性，倒不如说是文中那宛如“宗教仪式中的管风琴圣歌”一般，不时插入的诗歌。2《慰藉》一书中，最为生动、让人印象最深的形象，应该就是命运了，她那举世皆知的车轮会随机分配世界的物质财富，并不考量接受者的德行。该书当中一个并不特别重要的角色，可能就是同名标题下的“慰藉”了：“你的本性还没有丧失，我们对你康复的最大希望基于你有关世界统治方式的真实信仰，即相信世事并不是随机偶发，而是有神圣理性的指导……你会重新看到真理的灿烂光芒。”3

波伊提乌笔下的《慰藉》是写给自己的，并非为着任何的读者，当然也不是为要讨得君士坦丁堡皇帝的青睐。但皇帝的关注确实间接催生了这本著作——狄奥多里克会批准对自己最亲密的顾问加以酷刑并处决，这在某种程度上就说明，他看到了来自东方地平线上的那种若隐若现的危险，而这股力量也会从根本上否定他在意大利建立东哥特王朝的梦想。从公元 526 年狄奥多里克去世到公元542年恶魔的真正到来，其间的十几年里，这股力量将整个地中海搅得天翻地覆；而究其源头，既不是地理因素，也不是历史变迁，而是等候继位的那位皇帝的野心与个性。他，便是查士丁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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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的性情与他传留下来的东西一样复杂，并且对有些人来说，还有点捉摸不定。至于他的创作力和勤奋程度，人们的看法却少有分歧。失眠便是他痴迷工作，煞费苦心的明显例证：他亲自过问的法律，甚至细微到直接规定君士坦丁堡的小农们应当对新鲜蔬菜采取怎样的收费标准。就像另一个内向的失眠者理查德•尼克松一样个（终其一生，尼克松都生活在别人家世背景更好，举止仪态更从容的不安全感之中），查士丁尼那卓越的才智，也能够在同一天，甚至是同一个小时里，既构建自己的经韬纬略，又同时对细枝末节疑神疑鬼；“夜间的他在宫廷的走廊里来回踱步，表现出所有失眠者的那种失控的兴奋……这位智者抱负宏大，并且对于自己的命运也有宏观上的把握……”4

正如赞同查士丁尼拥有非同寻常的脑力一样，所有描写过他的人也都对他的外貌和着装有着一致的看法：他衣着朴素，样貌平凡，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圆脸尖鼻，发际线后移。5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曾经这样说过：“他严格节制自己的欲望。在四旬斋期间，他常会彻底禁食两天，余下的日子也会戒酒，并以野菜拌油醋汁为生。”6

而在更重大的问题上，同时代的描述却需要我们审慎地去解读。一位六世纪的编年史家曾这样写道：

查士丁尼热衷于敛取财物，他在这件事上贪得无厌，以至于将全体臣民都卖给了身有公职，收缴贡品，以及乐意用无端指控构陷他人的那群人。他用最空洞的借口夺取了无数富人的全部财产。哪怕是某个妓女在选定受害人后，对其发出指控，说他违法强奸，那么此时的所有法律也会形同白纸一般。这个妓女通过利用查士丁尼这个“同伙”，便可以获得不义之财，将被告的所有财富转移给自己。7

这样的叙述或许反映了君士坦丁堡富裕公民之间的共识：在默认情况下，他们这个阶级的观点应该最有可能成为永久的历史记录。单靠这样的记录，就想清楚地了解这位皇帝，这样的做法就好比只基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日记来撰写西奥多•罗斯福的传记一样，实在太过片面。

万幸，我们对查士丁尼的认知，既不依赖其同时代的人所写的著作，也不基于其统治期间所铸硬币上的头像。身为皇帝，查士丁尼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会书写自己的文字，他的创作目的不是掩盖，而是揭示。而他选择揭示的大部分内容，便是对基督教教义的品读和掌握；与这位因神学争论而疯狂（这两个字是最贴切的形容词）的皇帝“相伴”的时间愈长，现代读者就愈会觉得这种思维之奇特。现代社会唯一能与之类比的实例，便是二十世纪早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它是另一种要求掌握复杂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但查士丁尼沉浸于基督论中，似乎并不是为了改善他的政治前景，而是出于真挚的，间或有些笨拙的兴趣——尽管就连“兴趣”这个词，都暴露出后启蒙时代的有色眼镜。宗教并不是查士丁尼所选择的爱好，而是他的信仰。查士丁尼与其同时代的人都认同一种不需要与科学、人文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等力量划清界限的信仰体系，而对这种信仰体系的忠实评价就是将其视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当然，那个时代在一个现代人的眼中最终也是无法完全理解的。

这并不是说查士丁尼笔下的方方面面都是如此奇特。他的作品中还暴露出了强烈的自负——他明显对上溯至奥古斯都本人的历代皇帝缺乏敬意——对于细节的惊人把握，并且对他理解下的一切算得上教会仇敌的东西，都保持冷酷、决然的敌意，不管这些仇敌是源自内部的多纳图斯派信徒、聂斯托利派信徒和阿里乌派信徒，还是源自外部的异教徒和犹太教徒。 在神授的查士丁尼帝国宪法之中，他写道：

我们在上帝的应许下管理帝国，这帝国是经由祂的神圣威严交托到我们手中的。我们战之能胜，重视和平，治国安邦。因此，我们要使智慧长进，默想全能上帝的帮助，才不至于仰赖武装、士兵、将军，乃至自己的作战才能。我们要将所有的希望交托给三位一体的至高上帝，因为祂必护佑，我们要单单信靠祂，因为祂创造了整个宇宙的所有存在，并且规划好了其应有的归属。8

查士丁尼是一位创新者和改革者，但如果有人这样称呼他，他会觉得自己受到了致命性的侮辱。他的革新前提就是“让自己和他人相信其所做的是在恢复昔日的辉煌……”，9因为在这位六世纪的基督徒眼中，创新的想法实际上就是异端邪说。10

他是个最不爱四处走动的人，除了去附近的度假行宫之外，他几乎从不离开首都。他不视察主教辖区，不拜访官员，不参加军队的活动，甚至对到访自己攻下的领地也不感兴趣，历史上像他这样的征服者真是少之又少。当然他也没有要去的理由，不是吗？他可是坐拥君士坦丁堡的帝王啊。

回想一下，初到都城之际，查士丁尼脚下的草鞋还沾着伊利里亚的泥土，但从那时起，直到其君临天下之后，他都为君士坦丁堡而深深着迷。君士坦丁大帝的首都可能就是为查士丁尼而建的。对这位外乡人来说，这座大都会可能是地球上唯一一处能一次满足其两大愿望的地方：一是行使政治权力，二是展开有关宗教教条的复杂辩论。这里像一个巨大的棋盘，棋盘上纵横交织的是宽广的林荫大道和开阔的广场，与街道及广场相接的，还有数十座宫殿和教堂。尽管如此，这座城市的重心却不是礼拜活动或法律法规，而是休闲娱乐。

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战车竞技场的遗迹占据着一座狭长的广场，遗迹中心的巨大方尖碑仿佛耸立的烟囱，一座房屋被焚后剩下的孤零零的烟囱。方尖碑的四周，沿着那些杰出的战车驭手曾经驶过的赛道，铺着长满青草的矩形砖块，宛如大号马赛克瓷砖一般。从方尖碑的基座那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城市的宏伟教堂，不过竞技场中的人员可就没有这样的眼福了。这座战车竞技场，宽一百多米，长五百米，围墙高十八米。如今，它虽已被历史的洪流吞没，但是当年这里每周上百场的比赛还是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公元 326 年，君士坦丁大帝下令禁止角斗士比赛。此后，这里举行的最受欢迎的赛事便是战车比赛了。11一场战车比赛，通常能吸引七万以上的观众。毫无疑问，很多人都是单纯喜欢这项自六世纪以来吸粉无数的运动。但是，就算不是大多数，也还是有不少观众，会在那里表明自己对各个派系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不止一次地左右了帝国的政局。

各派系之间举行比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当时记录在案的派系共有四个。各派系都以其支持的战车手所穿的衣服颜色来称呼自己，因此便有了红党、蓝党、绿党和白党。四个党派都供养着马场；他们会招募、训练车手，为其发放报酬，而且会对比赛的结果下注。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普林尼曾经描述过某个粉丝在一位深受喜爱的红党战车驭手葬礼上自杀的故事；然而，从苏维托尼乌斯的《十二帝王传》到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帝国早期的编年史当中却从未提及过这群人。12到了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红党与蓝党联合，白党又与绿党结盟，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大的派系，而这两个党派的利益要求也就远远超出了战车竞技场的比赛结果。蓝党和绿党争夺政治优势的方式，不仅包括支持各自的赛马和战车，双方在言辞上也互有攻伐。

早在君士坦丁皇帝在位期间，人们便受到皇帝的鼓励，以喝正彩和喝倒彩的方式回应各种好坏言论，借此向地方总督表达自己的意愿；而这种做法也成功地转移到了帝都。在这里，喊口号已经成了一种艺术形式，需要由专业人士来做。13

当然，除了喊口号，他们还会进行辩论。当时的朝臣塞奥菲尼斯忠实地记录了查士丁尼（通过其使者或钦差）与绿党选定代表之间的辩论，或者说争论。从很多方面来说，他们之间的对话都颇令人震惊。首先，绿党的“辩手”在与皇帝对话时，几乎是以平等身份来面对这位代表基督在人间行使权力的总督。他虽然尊称查士丁尼为“奥古斯都”，但却仍像是在小额索偿法庭上一般，准确地提出了控诉，告知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可以在鞋匠的城区里找到恶待我们的暴君”。而在查士丁尼这边，他虽然清楚地知道自己拥有所谓先发制人的优势（老实说，如果你不保持沉默，便会保不住脑袋），但却仍然就绿党论点以及支撑该论点的神学立场做了反驳。查士丁尼晓谕这位对话者说：“我希望你奉独一上帝的命受洗”，而他所得到的回应是：“我已经受洗归于唯一的上帝”——显然，这是将他对于一性论的赞同与皇帝的正统教义观念做了对比。绿党的发言人指控皇帝打压真相，纵容谋杀，在忍无可忍之际，他做了这样的总结：“再见吧，公义！世界已容不下你。我愿转头做一个犹太人；上天为证，哪怕是异教徒，也好过蓝党的那群人……”14

整个对话当中最生动的部分是它完全是以严格的韵律形式进行的，每次唱与和都包含着相同数量的希腊语音节，并且还将重音放在每行倒数第二或倒数第三个音节上。战车竞技场中的这种唱和显然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也就证明了这种诗意的即兴创作所需要的训练强度和神学造诣的水准。

在君士坦丁堡城内，从正式辩论、高喊口号、辱骂官员一直发展到街头暴力的这条道路并不漫长。到查士丁尼即位时，蓝党和绿党各拥有一支称作游击队的突击部队，这支队伍与现代城市中的街头帮派非常相像。他们出售走私货物，向商人勒索钱财，破坏城市，奸淫妇女。游击队员身穿蓝色或绿色的短款外套，这是种带有匈人风格的服饰，而不是更为朴素的君士坦丁堡式的束腰外衣。15年轻气盛的查士丁尼认识到，党派已然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他可以利用其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当叔父开展反对党派的行动，并认为在必要时应将其绞首示众之际，查士丁尼却在培养扶植着他们：

他似乎更宠爱蓝党一派，以至于他们在光天化日下、闹市街头处动手杀人后，都不会害怕惩罚，甚至还会受到奖赏；这就导致许多人成了杀人凶手。他们可以打家劫舍，掠夺贵重物品，强迫人们花钱买命；如果任何当局官员试图阻止他们，那么这个人就会面临生命危险：事实上也确实有过这事，一个东部政府中的管理者用鞭子惩戒了一些暴徒，可最后他自己却在闹市被趾高气昂的暴徒们鞭打了一顿并当众游街。16

这位未来的帝王会偏爱蓝党而不是绿党的原因尚不清楚。不过，这两个派系在构成上却有些微妙的差异——蓝党更偏向郊区，更有可能依靠土地谋生，也更为“正统”，但绿党却更加城市化，更有可能是商人或工匠，并且也与前面提到的查士丁尼的辩论方一样，更可能是基督一性论的信仰者。17不过，查士丁尼的选择似乎是很随意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个例证又一次说明，随机的选择会拖上一条长长的尾巴，带来的则是意想不到的后果。

毕竟，只有这样他才能遇到狄奥多拉。

狄奥多拉登上帝国巅峰位置的可能性甚至比查士丁尼更低。如果她童年时最广为人知的故事的确真实有料的话，那么她成为皇后的道路便开始于查士丁尼进行辩论的地方，即战车竞技场。

这座伟大的休闲宫苑起先主要是战车竞赛的舞台，但是只要君士坦丁堡的魔术师、杂技演员和驯兽师还能提供赛事之间的娱乐活动，那么这里就不是性质单一的竞赛舞台。在这些人当中，有个叫阿卡修斯的驯兽师，他以驯熊为生，而其所驯养的熊罴会与獒犬展开厮杀，这也是竞技场内持续时间最长的血腥项目之一。战车竞技场中的大部分艺人都与某个派系有关，他们最初是负责打理赛马马厩的马倌，阿卡修斯也不例外。事实上，作为绿党的一名全职雇员，他的整个家庭——包括妻子和三个女儿——很可能都要依靠绿党来勉力维持还算过得去的小日子。

阿卡修斯去世后，他的妻子马上便与另一位驯兽师再婚了，希望借此维持不亚于先前阿卡修斯凭着技能与人脉所提供的生活水平。大概是在公元 505 年的某一天，在八岁的女儿狄奥多拉及其姐姐科米托、妹妹安娜塔西亚的陪伴下，她来到了坐有绿党领导人的包厢前，请求让现在的丈夫接替前夫的差事。

绿党的领导层拒绝了狄奥多拉母亲的请求，全然没有想到该做法可能会导致蓝党的领导向狄奥多拉的继父伸出橄榄枝，进而收获这个小女孩一生的拥护。这种拥护，假以时日，便成了蓝党的资产。狄奥多拉的出生日期不详，但人们普遍认为她是生于公元 497 年的。到她十一岁时，狄奥多拉与姐姐科米托一起加入了君士坦丁堡的滑稽戏院。十六岁时，她沦落风尘，或许还生了一个儿子，可以确定的是，她在十八岁前生过一个女儿；此后，她就变得臭名昭著，同时也异常成功，而这并非巧合。她最出名的固定节目，就是向丽达和天鹅的传说致敬，在表演中，狄奥多拉会“把自己伸展开来，仰卧在地板上，有仆人过来在她的私处撒上大麦粒，此时受过训练的家鹅会聚拢过来，用喙衔啄一粒粒的大麦并吞下。再次站立起来的狄奥多拉并不会面红耳赤，反而似乎会因这种表演而感到自豪。”18根据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的描述，这位养熊人的女儿经常赤身裸体地出现在公共场合，在狂欢活动中，她会与三十位甚至更多的男人发生性关系，并且她还抱怨自然造化的局限，让她只能经由三处腔洞发生性行为。不过，虽然有关狄奥多拉的淫秽故事满天飞，但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描述是：一位艳俗的喜剧女演员，醉心于性挑逗的形象建设，而她的这种技能已被该表演不俗的卖座能力证实了。

（虽说多数有关狄奥多拉早年的丑闻故事都出自政治敌对势力或者是那些谈性色变的人物，但即便如此，这些故事本身也并非是空穴来风。以弗所的约翰是位一性论的主教，也是狄奥多拉的朋友。他曾称呼狄奥多拉为“狄奥多拉ek tou porneiou”，即“来自妓院的狄奥多拉”。）

到了二十出头的年纪，狄奥多拉在舞台上的吸引力便大不如前，于是她便和一位名叫赫克波努斯的帝国外交官好上了。当赫克波努斯就任下一职务，即北非行省的总督之时，她也仍然陪在其身边。可当两人在北非闹翻之后，狄奥多拉便动身去了亚历山大。公元 517 年，查士丁即位之后，这座港口城市成了基督一性论信众的避难所。来到这里的狄奥多拉，亲自证实了意外后果定律的作用。之前，狄奥多拉对于教义上的事几乎没有兴趣，但是，在亚历山大大主教提摩太的影响下，她竟然迷上了教义问题。提摩太是当时帝国最为杰出的基督一性论者，他所带来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其去世之后，而到那会儿，狄奥多拉的声望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了这位大主教。

史书上并未记载她与查士丁尼的第一次会面，但当狄奥多拉于公元 522 年回到君士坦丁堡时，她便决意不再做皮肉生意了。 *两人很可能是在蓝党赞助的某个社交活动中经人介绍认识的；当然，他们的相识也使得这场活动成为党派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不管当时发生了什么，这两人都算得上是干柴烈火，一见钟情。在位于城市南端霍尔米斯达斯宫的查士丁尼住所里，中年秃头的伊利里亚籍帝王几乎立刻便同这位二十五岁的前官场交际花开始了同居。值得铭记的是，随后数年，尽管政敌与教义反对者对他们有过无数次谩骂，但这些谩骂声中却没有一句是说两人背叛过彼此的。从之后发生的种种也能看出，两个人的结缘是全身心的，对彼此的爱也是全身心的。

毫不意外，两人都渴望将这段关系合法化，但为此他们就必须克服两个障碍，一个是法律的，另一个是私人层面的。事实上，查士丁尼的首个立法成就便是监督了一项法案的起草，该法案不仅允许“悔过后的女演员申请婚姻上的皇室授权”，而且在当事人获得贵族身份的前提下，还可以彻底免于对任何既往的“其他污点”进行追诉19。虽然查士丁尼能够说服叔父废除禁止高级官员与女演员甚至是前女演员结婚的法律，但他却因为叔母的反对而一筹莫展。这位叔母作为曾经的女奴，已经把自己的名字从露庇西娜改为听起来更像贵族的尤菲米娅；她谨慎地维持着自己的体面，并且对于任何可能破坏体面的事情，都不愿意做出灵活的处理。公元 524 年，这位叔母去世。翌年，新法案获准通过，查士丁尼与狄奥多拉至此才被允许走进一段治国史上最为成功的婚姻。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在无数的法令当中，都将狄奥多拉称为“上帝赐予我们的最虔诚的夫人”……这可是以帝国立法形式书写的情书啊。

公元 527 年春，数年前便已行将就木的查士丁皇帝最终油尽灯枯。527 年 4 月 4 日，在狄奥多西二世建造的大教堂中，狄奥多拉和查士丁尼由主教埃皮法尼乌斯加冕，成为皇帝和皇后。加冕典礼结束后，他们立即带队，开始了庆祝游行，游行的终点便是战车竞技场中的皇家包厢凯蒂斯玛，在这里两人接受臣民的朝贺。庆祝游行的行程是从教堂到战车竞技场，狄奥多拉的“旅程”是从竞技场的舞台升入皇家包厢凯蒂斯玛，不知是否有人意识到过这两者的对比反差——总之，史书上是没有相应记载的。

告别舞台生涯之后，狄奥多拉便选择了一种更为端庄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她却并未完全放弃在公开场合亮相的机会。这位皇后很愉快地接受了统治者必须要有的公开露面，而她那内向的丈夫则更乐意远离这种场合。这种选择的后果是，它强化了皇帝在都城的孤立感，促使他更加依赖他所拣选的人奉自己的名义去行事。好就好在，他挑人的眼光是很棒的。

查士丁尼的那些备受称赞的领导技能，不太可能是他沉浸在基督教教义中时习得的，但现实却是，他在担任查士丁的摄政王期间，便已经掌握了这种能力。通常来说，这种情况下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是：查士丁尼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让他得以选择有本事的人来执行他的命令，因为尽管在修辞艺术、优雅谈吐、遣词造句、以及宗教教条方面，这位皇帝受过专门的训练，且乐在其中，但他的那群官员中却鲜有人拥有这些方面的才能。对于查士丁尼来说，掌握散文文风，秉持正统教义，肯定不会妨碍一个人获得提拔，但若比起智慧和决心，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精湛的身手远比单纯的德行更重要，就好比优秀的家庭带给子孙的各种禀赋，远比留给他们显赫的家世虚名更重要。首先，皇帝的手下得拥有足以促进成功的抱负，同时也要抱持足够的忠诚，将皇帝的功业置于个人的成功之上。查士丁尼很早就意识到，如果自己可以使人致富，那么他便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约束这些富人，这可比辖制穷人容易得多。20尽管他没能像亚历山大或凯撒那样激起官员们对他的个人崇拜，至少这群官员当中也从没有人背叛过他。

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人彼此之间不存在背叛。虽然查士丁尼可能并没有鼓励亲信之间彼此厌恶，但是他对此也并不介意。在占据查士丁尼朝廷核心圈子的三位人物之间，仇恨的种子肆意生长，其速度与程度超过了所有类似的历史记录。具体而言，就是作为妻子的狄奥多拉皇后仇视帝国实际上的宰辅“卡帕多西亚人”约翰，而这位卡帕多西亚人厌恶的则是皇帝最忠勇的将军贝利撒留。

根据普罗科匹厄斯的说法，约翰是“那个时代最勇敢、最聪明的人”。21他村筋俗骨、目不识丁、勤奋高效，虽然奉公执法，但却贪腐成性。也就是说，他会毫不犹豫地攫取财富，不过，你是无法用金钱收买他变更税收或财政政策的。在查士丁尼统治的前两年里，这位多年前以文员身份进入帝国体制的卡帕多西亚人积累了一些最高等级的头衔和荣誉：从“杰出者”到查士丁尼第一法律委员会的负责人，再到御卫队长官，也即查士丁尼朝的领衔大臣。总之，他真正的工作就是行政管理，尤其是管理帝国的财政。因此，试想一下，同时代的人固然会指责他，说他极尽放荡婪浊之事，又是个贪得无厌的施虐狂，但是约翰也的确针对包罗万象的国事进行了变革，而且也并不总会谋求财富和权力方面的私利。约翰疯狂热衷于税收，而税吏多半会惹人厌恶；在他手下，有一位称作“剪刀亚历山大”22的税吏，这样的外号，至少反映出了人们的抵触情绪。虽说约翰恃强凌弱，粗野贪心，得罪的人不在少数，但他因为雷厉风行的理政风格所树立的仇家数量也并不低于前者。从他的有效管理中获益最多的是工薪阶层的外乡人，而那些因他变穷的人，却不属于该阶层。显然，只有拥有一定财富的人，才可能变穷。由于这一历史时期的记录大多都出自于约翰制度的受害者，所以某种程度上，相关的史料记载是有所歪曲的。那些因为出身高贵而免于税务的家庭无法再逃税了；那些帝国的闲职官员和一些皇帝不愿再设置的岗位被裁撤了。23在这些受牵连的人群中，有许多位都起身前往帝都，并在这里强化了自己对约翰的憎恶，因而把约翰写成了民间传说中的恶魔。

另一方面，相关的民间传说却对约翰的劲敌、贝利撒留将军颇为友善。公元 505 年左右，贝利撒留出生在今保加利亚西部一个名叫色雷斯的地方，根据其早年在骑兵团中任职军官的履历可以得知，他的家庭属于小贵族阶级。在所有“效忠（查士丁尼）的杰出将军队列里”，24贝利撒留是最卓越的人物。爱德华•吉本在将贝利撒留与亚历山大大帝相提并论时，自己也加入了钦佩者的队伍 ，开始崇拜那些品行端正却又不受重视，把人生过成警世寓言的战士。到了二十世纪，这位将军的战略天赋已经盖过了他的美好品德，让他与亚历山大、汉尼拔、马尔博罗公爵和拿破仑一道，成为巴塞尔•亨利•李德哈特经典著作《战略论》中的案例人物。

被查士丁尼召唤入军时，贝利撒留还是个年轻的外乡人。显然，外乡人的身份并不会阻碍人们在罗马军队中建功立业；查士丁尼统治期间，将军榜上的人物包括格皮德王子蒙达斯、斯拉夫人希尔布迪乌斯、亚美尼亚人艾萨克•堪萨拉干与西塔斯（他娶了狄奥多拉的姐姐科米托），以及东哥特人贝萨斯。25当这位色雷斯人被派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时，二十五岁的他还是位默默无闻的前皇帝侍卫；一年后，他又离开了平原，朝着成为传奇的道路驰骋而去。

——————

从伊拉克出发向北，进入今天土耳其的马尔丁省，你便会踏上一条沿用至今的贸易通道。在德国工程师开始建造伊斯坦布尔—巴格达铁路，使之成为按规划要直通柏林的大铁路的第一段干线之前，库尔德的自由贸易商人（或者你也可以称其为走私者）已经在这条商道上奔走了一千年。在该省省会西南四十英里之外的土叙边界上，有一座名叫努赛宾的城镇，坐落于一道狭长山谷的入口，源自小亚细亚山脉的戈尔贡博尼兹拉河从这里流出。这道峡谷是上下一百英里范围内唯一一条穿越群山的路径，是前往叙利亚北部沃野的通道。几个世纪以来，该关口的战略重要性已经得到了证实，这里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旅偏爱之所。由于担心商业贸易会为间谍活动提供掩护，戴克里先建造了尼西比斯，即当时的努赛宾，并将其作为允许波斯商人进行贸易的专属转口港。即便是在经合约规定，转归波斯所有并被其改建为要塞之后，这座城镇仍没有失去其重要地位。26

距离努赛宾不到十英里的地方，有一座废墟。这座名为达拉的罗马堡垒城镇，由阿纳斯塔修斯皇帝修建于公元 506 年。其作用是针对任何波斯的军事野心向君士坦丁堡发出预警。

这里是个不错的建堡之处。两百年来，这道峡谷标志着罗马与波斯两大帝国的最远边界，在其中营建两座堡垒的挑衅做法必然会让这里变成战场。公元 337 年与 350 年，尼西比斯曾两度被围。现在，到了达拉遭难的时候了。头两年，查士丁尼虽然还未向东扩张，但却始终都在努力保护他的东部边界。在外交方面，他派遣阿纳斯塔修斯的侄子海帕修斯，率领一众领事到达科巴德，同时还贿赂高加索的部族反抗波斯领主，并且袭击了黑海边界上的军事要塞。所有这些行动的结果是于公元 528 年秋天签署的停战协定。然而到了 529 年春天，波斯支持的阿拉伯部落便开始袭击叙利亚，在接到各种暴行的报告之后，查士丁尼被迫做出回应。而他的回应，便是派出贝利撒留。

对罗马来说，达拉之战发生的并不是时候。事实上，想要选出一个开战的黄道吉日是很难的，因为近一千年来，常会挫败罗马军团的队伍都出现在东方。从公元前 53 年安息人击败克拉苏，到公元 259 年沙普尔一世俘虏瓦勒良皇帝，波斯军队的出现标志着罗马的军事胜利到头了。两国之间最近的一次战争，便是查士丁尼派遣色雷斯将军布茨和库泽斯率军进入小亚细亚，并在那里遭到了波斯军队的猛烈进攻。后来接替他们指挥权的希腊将军庞培，也没吃到什么好果子。因此，当贝利撒留这位前初阶骑兵军官兼皇家保镖，被任命为达拉战役乃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所有罗马军队的指挥官时，随便一位旁观者都会认为这是一种绝望之举，而不是战略上的才智。虽说查士丁尼已经掌握了可靠的情报，知道波斯人发动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意图将罗马人永远地赶出达拉城，但他能做的反击性的选择却是有限的。不过，他总得做好准备迎接这群波斯人的入侵，而贝利撒留就是查士丁尼送给波斯人的最好的问候。

公元 530 年 6 月，波斯军队兵临城下。与贝利撒留对阵的波斯人，有四万雄兵，其中还有至少五千名“长生军”：自居鲁士大帝时代以来，这支精锐重骑兵一直是波斯武装力量的基石。波斯人希望揪出躲在达拉城城墙后面的罗马人，这支军队以菲鲁兹为指挥官，并配有一系列的炮兵、工兵、工程师以及计划围攻所需的其他辎重。在此地等候他们的是 25000 名罗马士兵。不过，他们却并不是曾经的罗马军团。

三世纪的帝国防卫体系重组带给军队战略组织的改变远远超出了其对战术的变革。在整个三世纪和四世纪，尽管重装步兵仍旧是罗马军的主要战力，但有了弓箭手和投石手的加入，此时仍旧闻名于世的帝国军团极大地增强了自身的火力。虽说步兵是最保守的队伍，但为了对付几百年来不断变革的蛮族，面对与之交战的挑战，军团的装备着实发生了变化。罗马军团曾经比照凯撒大帝击败的高卢人，穿上了锁子甲，并且还曾仿效布匿战争中作为对手的伊比利亚人和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用起了近身战中非常致命的短剑。27到四世纪时，斯帕达剑取代了短剑——这是一种体形更长的砍切剑，对于无装甲和马上的对手，更具杀伤力。

然而，对付骑兵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更多的骑兵，整个四世纪期间，罗马都在积极招募雇佣兵和擅长骑马作战的盟友，包括叙利亚阿拉伯人、非洲摩尔人、匈人和赫鲁利人。赫鲁利人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掠夺者，他们被普罗科匹厄斯称作“最卑鄙的民族和寡廉鲜耻的恶棍” 28。此外，罗马还将成千上万的伊利里亚人和色雷斯步兵转型成了骑兵。但这种新式骑兵的核心是由高级军官的私属家臣所组成的队伍，有时他们还会像皇帝的同名专属部队一样，被称作扈从队。

在达拉城内，贝利撒留将1500名战士编入其扈从队。扈从队的设置，不仅是为帝国军队增添了一支独特的有效武器，而且还昭示着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军队构成。一位现代历史学家将其称为“贝利撒留的卓越创新……身穿铠甲的骑兵乘跨披甲的战马……虽然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是却很……昂贵、残忍、傲慢，甚至是有些反叛倾向，他们只从属于自己的指挥官。”29这样的描述，俨然就是在说那些从龙塞斯瓦耶斯到内斯比战场上的骑士 ，他们驰骋纵横，掌控着战局。

等到贝利撒留的军队在达拉集结时，罗马军队已经完成了从奥勒良皇帝开始，并由其继任者所沿袭的转变过程，即从配有投枪和短剑的训练有素的步兵方阵转变为重骑兵中队。当时耗资最高的六世纪罗马骑兵身跨战马，手持长矛和杀伤力更大的复合弓。作为草原民族对投射型武器的巨大贡献，复合弓这种作战工具短小便携，适宜在马背上射击；在样式上，它呈双 S 型弯曲，并用动物的角和筋做了加固。使用复合弓，骑兵可以在 100 码的距离内，射出装有铁质箭簇的飞箭，贯穿敌军的锁子甲。同时代的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对贝利撒留骑兵的描述如下：

（我们的）弓箭手身跨战马，以令人钦佩的技巧驾驭着马匹；他们的头和肩膀上有防护用的头盔和小圆盾，腿上戴着铁质的护胫，身穿一套护身的甲胄。他们的右侧挂着一只箭袋，左边悬着一把佩剑，在近身战斗中，他们惯用双手挥舞长矛或投枪。他们的弓强韧且有分量；在前进和后退时，他们的箭可以向前后左右任意方向发射；由于接受的训练要求他们要把弓拉到右耳而不是胸前的位置，因此想要抵抗他们那刚猛有力的箭杆，敌人的铠甲必须得异常坚固。30

当有人指责帝国骑兵怎么看都像荷马嘲笑的懦弱弓箭手时，普罗科匹厄斯——这位贝利撒留将军的法律顾问——便挺身而出，在其自著的《战争史》第一卷中，才写了不到三页内容，便开始迫不及待地为贝利撒留做起了辩护。这位拥有法律背景的史学家使用大量文字描述弓箭手在贝利撒留军中重要性的做法，同时也说明了六世纪的将军们对于骑兵使用投射型武器的重视。

普罗科匹厄斯对罗马弓箭手的辩护显得异常过度，这也标志着他作为创作者，对两种文学传统的持守：一种是荷马式的，另一种，因为没有更好的词，只好说成是修昔底德式的。一方面，在普罗科匹厄斯戏剧化的编年史中穿插的战役（确切地说，是这些战争构成了他所著的史书，毕竟这本史书是以《战争史》命名的），包含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主义事迹：长箭破空，单次征战便杀敌无数等。而另一方面，漫画式的英雄场景不仅与那些真实的，甚至于真实得令人震惊的刻画关联了起来，同时还人大开眼界，尤其是那些对地形、年代、战术和装备的描绘。就任贝利撒留的法律顾问后不久（可能是对立双方重视外交和战争的一个标志），他便开始记录达拉之战，而他的描述，本身就是透露内情、启发性的目击者陈词。

于是，我们从普罗科匹厄斯那里知道，罗马的披甲骑兵都装备有盾牌、飞镖、长矛、佩剑和弓箭，同时我们也知道，他们尽管个人很强大，但却没有表现出像波斯对手那样的严明纪律，这样也就间接地解释了他们在战争初期为什么会失败。教导和传授这种纪律的能力，是贝利撒留带到东部边境的宝贵禀赋之一。

而他那赌徒一般计算风险的本事又是另一种才能。当帝国的斥候首次向贝利撒留报告即将抵达的军队规模与性质时，他便开始自我检验起了这种本事：此时的贝利撒留即刻决定离开达拉城墙的保护，在空旷的战场上与数量上占尽优势的敌人展开厮杀。以进攻的方式招呼讨战的波斯人，是贝利撒留的第三种本领，即创新的天赋，这种天赋本身也证明了查士丁尼的选择是合理的。对此，普罗科匹厄斯是这样描述的：

在尼西比斯城对面大门的不远处，差不多一箭之遥，他们挖了一条很深的壕沟，沟内通道纵横。这条战壕并不呈直线，而是按照下面的方式开挖的：在战壕的中间位置，有一截长度很短的直段，直段的两端各挖了两条与其成直角的横沟；从这两条与直段沟渠相交的战壕末端开始，他们又各沿着原本沟渠方向，挖出两条通向远方的笔直战壕。31

在这些土木防御工程的后面，贝利撒留向左右两侧各部署了一队骑兵；而在中央位置，也即战壕的后方，就站着这位年轻的指挥官与罗马的步兵。壕沟前方安排的是己方的四支匈人骑兵中队。简而言之，传统的战场几何排列，即步兵在前、骑兵在后伺机行动的阵仗，被他翻了个底儿朝天。

然后，他开始静候波斯军队的到来。公元 530 年 6 月，波斯军队兵临城下。抵达战场的第一天，菲鲁兹便开始了战斗，只是这次用的是一支笔而已。这位老练的波斯指挥官打着休战的旗号，给他的新人对手写了张嘲讽的便条，预定于翌日在达拉城中沐浴进食。尽管看起来稳操胜券，但菲鲁兹还是因贝利撒留的非传统防御模式感到困惑不已。或许是受到菲鲁兹一贯的谨慎作风的影响，他的军需官和骑兵队也同样小心翼翼。不管何种原因，菲鲁兹到达战地的第一天，便开始与其高级军官一起规划起了进攻战略。

当时，这位波斯指挥官正忙着处理现代战争中的那些单调乏味的军中事务，例如确保其弓箭手拥有足够多的羽箭；但他麾下的一名军官，却仿佛找回了伊利亚特青铜时代的英雄主义气概，开始单枪匹马地在罗马防线前晃悠，料定无人敢与他交战。按照普罗科匹厄斯的描述，此时，从罗马指挥大帐中走出的贝利撒留将军，看到队伍中已然有人出面迎战。这位应战者不是普通士兵，而是“一位名叫安德烈亚斯的教练，他负责在拜占庭的一所摔跤学校教授年轻人”，此时在军中担任着贝利撒留部下军官的私人教练。既然书中告诉我们他“从未参与过任何战事”，那么初学者的幸运光环肯定照在了他身上，因为他用一杆八尺长矛，一枪便将波斯将官从马上挑落，然后便翻身下马，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

贝利撒留本人为其鼓掌庆贺，用剑背敲击盾牌上的盾突，他麾下的军队也跟着照做起来。波斯人因此“大为光火”。旋即，便有第二位战士挥舞着长鞭，再次上前叫阵。不过这家伙也对上了安德烈亚斯。

此时距离罗马和波斯骑兵开始使用马镫，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因此，战斗双方虽携带着长矛，但却没有使用中世纪晚期的那种格斗方式。因为没有马镫带来的的稳定性，那些轻质的长矛被扛在肩头，而不是夹在腋下。尽管如此，安德烈亚斯的第二次较量在本质上仍旧是两个装甲骑兵之间的碰撞，他们手持长矛长剑，怀着满腔的敌意，就像是摩托车以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撞上了混凝土质的桥墩一样，双方的撞击也带来了类似的结果：两人都飞了起来，因为没有马镫，两人也都无法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重新上马。因此，谁最先站起来，谁就是大家心中的赢家。这一次，与其说靠运气，倒不如说是靠摔跤经验，坠马的安德烈亚斯很快便站稳了脚跟，持剑在手，而他的对手却还跪在地上，并且已经到了身体的极限。

因为安德烈亚斯的两次胜利，罗马军队士气高涨，一直兴奋到了转天上午。此时，一万名波斯援军从尼西比斯赶来，为菲鲁兹带来了二比一的兵力优势。贝利撒留延长了此次战争的通信期，他寄信提醒菲鲁兹不要打“没有正当理由的战争”。一个小时过后，他便得到了答复：“我本可以被你写的东西说服，并且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只是不巧，给我来信的是个低贱的罗马人。”贝利撒留看清形势之后，再次给他的对手写信，告诉他，罗马人已经将那封侮辱性的信件绑在了旗帜上，并且时刻准备战斗。

这封书信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罗马军队准备迎战。”

第三天，达拉战役正式打响。波斯人向罗马军队的左翼发起进攻，在漫天飞矢中并膝前进；等到他们推进到距离罗马人不到 100 码时，弓箭手已经给他们造成了伤亡，波斯的骑兵开始慢跑前进，然后让他们的马匹小跑进入战斗位置，准备用长矛进行直线攻击。在这样的压力下，罗马军飞速撤退；贪功冒进的波斯人也开始狂奔追击。骑兵作战时总是这样的：当战马慢跑时，攻击可以有条不紊地发起；而当慢跑变成了奔驰，攻击就会变成混战。跑得快的战马，很快就会拉开与驽马之间的距离，紧密的攻击阵型也就因此消失了。尽管如此，波斯人也有理由相信，如果他们能够击溃罗马军队的左翼，那么他们的优势部队便可轻松穿过贝利撒留挖下的战壕，向左转攻，横扫其余的守军。此时的菲鲁兹，很可能已经在为他原定要在城内享用的午餐盘算菜品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就在罗马军队左翼所在的山坡背面，贝利撒留已经部署了一支规模虽小但却实力惊人的赫鲁利骑兵分队。这支骑兵分队随时可参战，却又隐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就在波斯人开始策马奔腾之际，这六百名骑兵从山上疾驰而下，撞上了他们毫无防备的队伍右翼。赫鲁利人一直都在接受边骑马边射箭的训练，因此，在抽出长剑长矛与波斯人搏斗之前，他们差不多会有连发两箭的时间。

保守估计，在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里，波斯军队就已经伤亡了两千人左右，他们是残酷的战场几何学的受害者。因为人体构造的局限，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只能针对正对眼睛和双手的事物进行有效反应的特点。从凯撒到拿破仑再到巴顿，他们的战果都验证了这一简单事实对于军事战术的影响：当部队遭受来自非正前方的任何一侧攻击时，其损伤都会比来自正前方的攻击更为惨重，尤其是当背部遭袭时。《孙子兵法》与李德哈特的《战略论》等经典著作中所提及的几乎整个战术库里，都包含了相关的精彩描述，说明应用棍棒、弓箭或 0.50 口径的机枪子弹等武器，从己方正面攻打敌人的侧翼为何会是最佳的作战方式。而且，根据作战的黄金法则，你还要先发制人。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因为无视这条法则，瓦伦斯皇帝已经付出了代价；达拉之战中，第一批波斯袭击者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其代价是损失了大部分的前线战士。而他们的第二波进攻，损失就更加惨重了。

由于首次进攻被法拉斯率领的赫鲁利人打断，波斯人把第二次进攻改为向以寡敌众的罗马军队右翼大举施压。贝利撒留见状，着令占据罗马军中央位置的四支匈人骑兵中队准备反击。而匈人这边也早已跃跃欲试了。

一百五十年来，世界一直憎恶并畏惧着匈人骑兵，他们凭借凶猛无比与战技高超的特点重塑了欧洲的版图。阿拉提去世之后，他们的统治地位因为缺乏纪律而丧失。即便如此，在他们的军队被击溃后的几十年里，匈人骑射手那惊人的准确度和冲锋时的野蛮劲儿，依旧是篝火旁围坐的士兵用来吓唬彼此的话料。如今，波斯人即将遭遇的便是这样的对手，并且这支队伍还受命于一位知道该如何发挥其优势的将军。

当罗马人撤出战壕时，波斯人又一次贪功冒进了起来。在菲鲁兹投入进攻的这支近万人的军队与余下的波斯队伍之间出现脱节之际，贝利撒留下令出击，匈人骑兵宛如一扇绝妙的旋转门一般，开始绕行围攻。距离最近的两支中队进攻波斯军的右翼；最远的两个则以最快的速度策马奔驰，绕至敌人后方。每隔十秒，都会有近乎零距离的箭矢从两侧射出，而此时的罗马阵前，已然竖起了一道由盾牌和长矛筑起的高墙，夹在中间的波斯士兵只能干站着等死。

一天下来，至少有五千具波斯人的尸体散落在战场上，菲鲁兹的残兵将尸身收拢，然后运回了尼西比斯。当晚在达拉城内沐浴的，只有罗马人，而达拉城作为罗马帝国东翼的战略锚点也得以保全。经此一战，罗马人证明了其重骑兵的价值。

查士丁尼的确为自己选了位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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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为何衰亡，是世界史研究中一个永恒的谜题。本书作者威廉·罗森巧妙地将这个谜题命名为“三千体问题”。感谢“大刘”近年来的科普，我们对于“三体”问题都已有所耳闻，也都知道三个或三个以上天体的运动轨迹非常复杂，是难以精确求解的。而导致罗马帝国陨落的变量则远远不止三个，说是三千个也并不为过。从这么多纷繁复杂、彼此关联的变量中，如何提取出那个权重最大的决定性因素，的确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难题——或者说，那个决定性因素果真存在吗？

本书没有再弹公元476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老调，而是把目光投向半个世纪后的东罗马帝国，投向君士坦丁堡：那里，一个雄才大略、精明强悍的皇帝正在秣马厉兵，励精图治，从军事、经济、法律、宗教等各个方面重塑帝国的地基，准备一举收复失地，再造河山。他的成就是惊人的，他的胜利是辉煌的，可他“再征服”的果实却是短命的。就在贝利撒留麾下的军队收复“永恒之城”罗马的捷报传到君士坦丁堡之际，一个肉眼不可见的不速之客搭乘着来自埃及的货船，也在悄无声息地朝着帝国的心脏扬帆进发，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席卷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完美风暴。在付出了2500万具尸首的代价、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几十座繁荣富庶的都市化为鬼城之后，罗马，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轨迹都被不可逆转地改变了……

媒体评论

“罗森以引人入胜的笔法，描写了公元 542 年的东罗马帝国如何遭逢危险的鼠疫杆菌，又怎样饱经腺鼠疫大流行的蹂躏，而这场瘟疫乃是八百年后人尽皆知的黑死病之先声……贾雷德•戴蒙德的巨著《崩溃》和《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读者们，会发现这本书是一部绝佳的增补。”

——《出版人周刊》

“作者用生动鲜活、引人入胜的文字讲述了瘟疫的故事，仿佛在展现一段神秘之旅……这本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了流行病学、医学史、经济学、农业史、进化论和建筑学，令人过目难忘。”

——《美国医学会杂志》

“罗森的研究成果算得上一部着实宏伟的史学著作。他的口才、智慧、叙事技巧、学识与同情心，让这本书超脱了其沉重主题所带来的压抑，进而带来一种奇特的欢愉。”

——《独立报》

《查士丁尼的跳蚤》可谓是一本政治、军事、医学和文化史的巨著。

——《经济学人》

前言

三千体问题

十七世纪，艾萨克•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指出，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其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两者间直线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任意两个物体，比如地球和月亮，它们之间固定路径的测量只有一个解，而这个解就取决于物体自身的大小以及两者之间的距离。众所周知，这类二体问题的解既简单又完美，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唯一的。

然而，假使在该系统中哪怕再增加一个物体，相应的解便不再唯一了。事实上，三个或三个以上物体的最佳解，只能是个近视值。即便用功能强大的计算机来求解，我们也只能把这个近视值做到非常精确而已。譬如说，要计算阿波罗号飞船从佛罗里达东岸到月球静海的运行轨道，由于要考虑地球、月球、太阳以及飞船本身的质量（毋庸说其他行星、彗星、恒星等所施加的细微影响），这样的计算就比测量毛毡桌面上的十几个桌球的运动轨迹要难得多。所以说，能得到近似解就已经令人相当满意了。

从数量上来看，将古典时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转化为中世纪欧洲的力量，是远多于阿波罗 11 号飞船所承受的引力的。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说，任何试图精确说明其中的作用力的史书，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这里所谓的力量包括（排名不分先后）：地中海及周边地区的地理与气候状况；罗马帝国从意大利本土到小亚细亚的东迁；帝国东移引发的以哥特人为主的大量人口西迁，即从黑海地区迁往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西迁民众与后续涌进迁入地的来自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弓箭手之间的冲突（他们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的军事革新，直接催生了欧洲中世纪的装甲配镫骑兵）。此外，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直接影响地中海民众思想的作用力，包括：数百年来不断完善的柏拉图哲学，尤其是该哲学在晚古时期的新发展，即新柏拉图主义；弥赛亚基督教和注定会与之俱来的教义争端；以及在这两个传统上创立的、颇具影响力的教育机制的发展，包括从中走出来担任政府高官的学生们。

还有些作用力是由个人施加的：戴克里先进行了军事改革，君士坦丁奉基督教为国教，库思老•阿努希尔万（意为“不朽的灵魂”）大帝重振了波斯帝国及其国教祆教，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历史的轨迹。另有一些作用力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施加了影响，比如从中国窃取缫丝秘术的影响之一便是罗马和波斯帝国都放开了对阿拉伯半岛的掌控。它们离开半岛十年之后，世界上最后一个一神教的创立者在麦加诞生，他的军队也将摧毁波斯帝国并征服罗马帝国的大部分疆域。

二体系统，或者至少可以说，在仅包含两个带有明显引力的物体的系统中，任一物体的轨道路径都是规则的椭圆形。因此，如果知道某个物体在某一特定时刻的位置与速度，便可以得出该物体在随后任意时刻的位置。而三体问题（也可以叫它三千体问题）就是另一码事了。就像在六世纪的地中海地区这个三千体系统中，给定两个具体的时刻，其一是罗马与波斯帝国、柏拉图与基督、雅典与耶路撒冷主宰下的世界；其二是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穆罕默德与阿奎那、巴格达与科隆主导下的世界。即便我们知道某个特定物体在这两个时刻的状态，也很难说明该物体从其中一个时刻过渡到另一个时刻的活动路径是怎样的。

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地回溯这段历史过程，但有些近似值的准确度还是会高于其他值的，否则修史这种事便没有意义了。我们不必争论是否有某个单一的事件催生了欧洲民族国家，亦能认识到这些国家的构建时刻值得我们去认真审视。这一时刻——所谓承前启后，指的就是这样的时刻了——从历史角度来说，对应的应该就是在描绘古典世界的书籍中，最后一章所说的那个世纪；或者反之，在讲述中世纪世界的史书中，写在第一章的那个时刻。就在这个世纪、这一时刻，最后一位名副其实的罗马大帝开始了收复意大利、西班牙与北非地区的霸业；他全力调和基督教主教管区内的教会分裂活动；他利用东、西地中海世界辉煌成就中的美学造诣和智慧资本，构造出了世上最伟大的建筑和法律体系。

也就在这一时刻，在这位皇帝的宏图伟业登峰造极、如日中天的时刻，世界却遭遇了历史上的第一场大流行病。

当然，时间上的巧合并不能证明是大流行病导致了罗马的衰落或欧洲的诞生；如上所述，三千体问题的不确定性使得这种论调在根本上就站不住脚。然而，查士丁尼大瘟疫——这场以皇帝之名称呼的大流行病——确实带走了至少两千五百万人的生命；它使得城市人口的数量锐减。就在查士丁尼的军队已将地中海西部地区的疆土收归皇权控制之际，就在短短数十年后，穆罕默德的信众便将涌出阿拉伯半岛，攻占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利比亚、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西班牙之际，这场瘟疫却降低了几代人的出生率。因此，如果想要描绘现代欧洲的发展道路，却又否认查士丁尼大帝和这场瘟疫的影响，这种做法就好比要向土卫发射人造卫星而又无视木星的引力影响（专业术语称作摄动）一样，其难度可想而知。

天文学家早已证明了引力摄动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其中最著名的例证发生在 1846 年。当时，人们就把可见行星天王星的轨道震颤归因为不可见行星冥王星的引力质量的影响。在人类历史领域，情况也如出一辙。假如在相同的时间点上，存在着两个历史境地相似的国家，但这两个国家之后的发展道路却又大相径庭，那么这种情形的出现，就值得我们去探索那些影响巨大而又尚不明晰的“引力质量”。请诸位试想曾经的罗马与中国。

公元前 221 年与公元前 31 年，秦始皇和奥古斯都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创建了两大帝国。到公元四世纪时，这两大帝国都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面临着所谓的“蛮夷”侵扰；帝国的疆域、财富乃至正统性等方面，都遭受了严重的削弱。迫于严峻的形势，两大帝国的统治者都在公元六世纪时不约而同地展开了规划完备的失地收复运动。

当然，上述帝国的两位皇帝也都做到了，至少在最初的阶段都取得了成功。中国这边，两百年前一度落入蛮夷之手的中国北方地区，即史学家所谓的十六国，再次回归到隋文帝杨坚的中央皇权统治之下。相对应地，查士丁尼大帝也从小亚细亚半岛上的首都，这个看似不可能统摄时称罗马帝国的地方起师动众，先后击败了汪达尔人、东哥特人与西哥特人，夺回了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大部地区。

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重归一统的大戏，虽说前几幕颇为相似，但收场却相差甚远。承袭杨隋政权的大唐帝国，直到公元十世纪时，都统治着中国的全幅疆域。而在相同的历史阶段里，查士丁尼的继任者们不但无法维持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皇权统治，同时也失去了对埃及、叙利亚、巴尔干半岛、北非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管控。大唐帝王统辖的是中国全境，而徒有其名的罗马帝国皇帝，却只宰治着希腊和君士坦丁堡而已。如今，欧洲诸国凭借着科技与军事上面的抱负，取代了超级强国罗马帝国，统管着这片区域。

为什么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成几个语言不同的王国？当然，从地理区域、科技发展、宗教历史方面来看，中欧之间的差异不啻天渊。其中，大部分的差异都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在罗马分裂与中国统一的时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最简单的解释便是伊斯兰哈里发政权的崛起，迫使基督教世界（也即当时的欧洲）不得不与之划清界限。（不过，据传亨利•路易斯•孟肯曾说过：“每一个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但这是错误的认知。”）但即便面对前途无量的强大敌人，也不足以让欧洲团结统一起来，更无法阻止西班牙、英国与法国寻求各自独立的民族身份。也就是说，致使各国割裂独立的力量一定是更加强大的。由此，我们显然能够推出，共同的主权比共同的敌人更能有效地促进统一；而那个共同主权，也即罗马帝国的缺失，便会导致欧洲各地依照自身的本土特征而非统一的整体特征来界定自己。

这种自我界定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如今，被称为欧洲的现代政治实体正在尝试建立通行整片大陆的法律宪章（但是截至本书撰写之时，这种尝试仍旧收效甚微）。所以说，这种政治实体和地理概念一样，都是想象的产物。事实上，政治实体的想象程度更高；“欧洲”的地理疆域始终困扰着希罗多德以来的历史学家。在对查士丁尼王朝所做的历史记录之中，普罗科匹厄斯曾经尝试在至少三个不同的地方，用地理边界来定义欧洲的疆域……但他也和其他历史学家一样，在划定其东部边界时遭遇了挫折。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来说，以直布罗陀海峡为界，划分欧洲与非洲（普罗科匹厄斯称其为利比亚）的做法，显然是可以接受的。而以尼罗河作为非洲和亚洲的界河，至少也能算有理有据（虽说埃及人数千年来一直在河流两岸生活的情况使得这种划分方式显得多少有些问题）。但是，无论从地理还是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想要设定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都是颇为棘手的；普罗科匹厄斯选择的界线是两条注入黑海的河流：塔纳伊斯河（顿河）与法希斯河（里奥尼河）。之所以会选择法希斯河，不仅是因为这条河流的地形，还因为它出现在最早的欧亚冲突的神话当中。这个神话就是特洛伊战争的序章，即伊阿宋王子寻找金羊毛的故事。如今那些竭力争取机会，想将土耳其和乌克兰并入欧盟的政府官员们，不过是萧规曹随，效法那些去世了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学家而已。

即便是对普罗科匹厄斯及其同时代的人而言，千年以来，欧罗巴洲都是一个含糊的概念。欧罗巴一词最早出自神话：欧罗巴公主住在其父统辖的苏尔王国，宙斯将她从家中掳走后，便在欧洲大陆的海岸边强暴并抛弃了她。（在希罗多德的笔下，绑架欧罗巴公主的则是克里特岛的商人，他们想把她献给国王阿斯忒里俄斯。）后来更有神话将欧洲定义为一个与“亚洲人”发生武装冲突的民族，在维吉尔的史诗中，这些冲突始于温泉关，以埃涅阿斯离开亚洲建立罗马为高潮，而他所建立的罗马反过来又促进了“欧洲”的形成。

神话里的“欧洲”和希腊罗马世界中的欧洲，指的都是地中海区域。在费尔南•布罗代尔、黑格尔和亨利•皮雷纳等历史学家看来，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亨利还在《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一书中最先提出，古典时代的终结，是以七世纪的伊斯兰入侵为标志的……他所谓的入侵，便是本书所述一系列事件的直接后果。如今回溯起来，到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时，一个地中海超级大国经历长达千年的转变，转化为北欧洲民族国家群的过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自己的国界内至高无上，享有所谓的主权，因其地理、语言和共同的血统而有别于他国——这种政治实体的概念，差不多算得是欧洲独创了。但是，只要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结构是罗马帝国，那么这种民族国家就不会（也不可能）形成，因为其成员资格并不取决于出生地或生身父母，而是取决于该国是否臣服于罗马帝国的权威和法律。

将“罗马”与“欧洲”联系起来的线索有千百条之多，而本书便旨在描写两者之间的关联，尝试用这些连接着欧洲与其罗马帝国前身的线索，编织出一幅挂毯，藉此再现特定的历史时刻下的情景。本书中的有些线索是说技术的，有些是说军事的，有些是说地理的。它们涵盖了进化微生物学、建筑学、动物生态学、法学、神学，甚至是商业领域。我们沿循这些线索中的任何一条，都能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

然而，沿循这些线索要比整理、编织它们轻松得多。在我看来，任何历史记载的目标都是为了呈现一幅包含着已知与未知内容的图画——图画中所展示的时刻，既与读者所处的时空相似，又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描述查士丁尼的世界时，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得考虑影响晚期罗马帝国的力量（人口与气候等客观情况，从军事到思想上的创新等人为因素），还要考虑晚期帝国对承袭它的欧洲国家所施加的力量。想要客观公正地分析好这两种力量，我们就得理解查士丁尼出生时的历史环境，了解他留给后世的遗产，以及他的一生当中所经历的传奇与偶发事件。

为诠释好相应的内容，本书在结构上分为四个部分，作为编织“挂毯”的经纱与纬纱。第一部分名为“皇帝”，讲述的是当时新定的基督教帝国从罗马东迁至君士坦丁堡，进而导致了“蛮族”的西迁。这两场迁徙均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而这座半岛便是君士坦丁大帝、戴克里先与查士丁尼的出生地。第二部分：“荣耀”，描写了查士丁尼的胜利及其对中世纪欧洲国家、法律、建筑的影响，以此说明查士丁尼作为征服者、法学家与建设者所做的贡献。第三部分：“细菌”，带出了晚古时期的这场大戏中的另一位重要角色：腺鼠疫，并介绍了该瘟疫的演变和骇人影响。第四部分：“大流行病”，追踪了瘟疫的蔓延路径，描写了其在波斯、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传播情形，同时还用相当的笔墨介绍了瘟疫虽未出现但仍深受其害的地方：中国和阿拉伯半岛。

本书始于这样一个信念：在每位受教育者的知识体系中占据相当部分的欧洲历史，是一部偶发性的、会视情况而变的历史，它是有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走向的。在本书创作的过程中，笔者所了解到的任何内容都没有准确地阐释出这些可能的走向会把欧洲带往何处，但却从中学到了新的一课，那就是我们应当换个角度去审视欧洲出现之前的罗马帝国。尤其是查士丁尼的统治，更是展现了罗马在用兵与治国方面的天才；或许从教育层面来说，这段历史还是一个鲜活的实例，展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力量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如何被地方叛乱所瓦解。但在某种意义上，罗马帝国最令人钦佩的品质却出人意料，那便是：罗马的开放性。

回溯历史，我们发现罗马是一个社会流动性很高的地方，就这一点来说，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在本书所描写的时段，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是一位农民出身的皇帝与一位曾经沦落风尘的皇后，两人都没到过罗马，甚至连意大利也没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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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查士丁尼一世是古典时代晚期最后一位被冠以“大帝”称号的东罗马皇帝，他和他那一代能臣武将又被称为“最后的罗马人”。他出身边陲行省伊利里亚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却倚靠叔父的从军背景，早早进入了君士坦丁堡的权利中枢，40岁便加冕成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充实了帝国的国库，拔擢了两位不世出的军事天才：百战名将贝利萨留和宦官将军纳尔赛斯，花了20年的时间，荡平了割据北非的汪达尔人，摧毁了占据罗马发源地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最终收复了帝国的旧都——永恒之城罗马；他在尼卡暴动中被焚毁的旧教堂废墟上，建起了一座人类建筑史上奇迹——圣索菲亚大教堂；他发布赦令，任命了一众法学家，编纂出一部罗马法的集大成者——《查士丁尼法典》，奠定了大陆法系的基石……以上成就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使一位帝王名垂青史，而查士丁尼却在有生之年将它们全数实现。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有什么理由不能实现罗马帝国的复兴呢？

事实上，理由有很多。而其中最触目惊心的一个，便是发源自非洲的鼠疫杆菌。当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生物体，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碰撞时，其结果便是一场横扫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大瘟疫。在付出了2500万具尸首的代价、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几十座繁荣富庶的都市化为鬼城之后，罗马，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轨迹都被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最后的罗马人”的雄心、才智与梦想，在历史与自然的风暴的面前，竟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当“最后的罗马人”遭遇第一次全球大流行，一部罗马帝国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部政治、军事、医学和文化史巨著”！

罗马帝国为何衰亡，是世界史研究中一个永恒的谜题。本书作者威廉·罗森巧妙地将这个谜题命名为“三千体问题”。感谢“大刘”近年来的科普，我们对于“三体”问题都已有所耳闻，也都知道三个或三个以上天体的运动轨迹非常复杂，是难以精确求解的。而导致罗马帝国陨落的变量则远远不止三个，说是三千个也并不为过。从这么多纷繁复杂、彼此关联的变量中，如何提取出那个权重最大的决定性因素，的确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难题——或者说，那个决定性因素果真存在吗？

本书没有再弹公元476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老调，而是把目光投向半个世纪后的东罗马帝国，投向君士坦丁堡：那里，一个雄才大略、精明强悍的皇帝正在秣马厉兵，励精图治，从军事、经济、法律、宗教等各个方面重塑帝国的地基，准备一举收复失地，再造河山。他的成就是惊人的，他的胜利是辉煌的，可他“再征服”的果实却是短命的。就在贝利撒留麾下的军队收复“永恒之城”罗马的捷报传到君士坦丁堡之际，一个肉眼不可见的不速之客搭乘着来自埃及的货船，也在悄无声息地朝着帝国的心脏扬帆进发，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席卷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完美风暴。在付出了2500万具尸首的代价、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几十座繁荣富庶的都市化为鬼城之后，罗马，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轨迹都被不可逆转地改变了……

罗森以引人入胜的笔法，描写了公元 542 年的东罗马帝国如何遭逢危险的鼠疫杆菌，又怎样饱经腺鼠疫大流行的蹂躏，而这场瘟疫乃是八百年后人尽皆知的黑死病之先声……贾雷德·戴蒙德的巨著《崩溃》和《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读者们，会发现这本书是一部绝佳的增补。

——《出版人周刊》

作者用生动鲜活、引人入胜的文字讲述了瘟疫的故事，仿佛在展现一段神秘之旅……这本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了流行病学、医学史、经济学、农业史、进化论和建筑学，令人过目难忘。

——《美国医学会杂志》

罗森的研究成果算得上一部着实宏伟的史学著作。他的口才、智慧、叙事技巧、学识与同情心，让这本书超脱了其沉重主题所带来的压抑，进而带来一种奇特的欢愉。

——《独立报》

《查士丁尼的跳蚤》可谓是一本政治、军事、医学和文化史的巨著。

——《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