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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内容包括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贞观君臣对致治之道的讨论，涉及古代国家治理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集中反映了唐太宗的治国思想和

“贞观之治”的政绩。不但为研究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唐初政治的重要历史资料，其治国理政的不少思想理念、方针政策也为后世历代统治者所吸收借鉴。近年来更是被运用到许多企业部门的管理模式中去，极具现实意义。

为便于读者了解和鉴赏《贞观政要》思想的精华，我们特约请朱义禄教授主编《贞观政要鉴赏辞典》。《贞观政要鉴赏辞典》全书正文以《贞观政要》40篇内容为主体，加以精到的注释、分析和鉴赏，并对《贞观政要》中为人耳熟能详的名句隽言也作了鉴赏。另将《＜贞观政要）简论》及《＜贞观政要＞对后世的影响》作为附录。全书集原典、注释、鉴赏于一体，囊括了《贞观政要》全书原文及相关资料，较为完整地展现了《贞观政要》的思想精邃。

出版说明

凡例

篇目表

正文

附录

《贞观政要》简论

《贞观政要》对后世的影响

朱义禄，同济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评审组专家，先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求学，后师从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习中国哲学史。于今出版专著8部、合著5部，发表论文1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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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重点讲了二个问题。一是君臣上下合力同心治理国家。唐太宗有“君臣合契”的主张，魏征响应之，提出“君臣契合，寄同鱼水”的观点。这在名言篇中“君臣相遇，自古为难”条中有详述。二是贞观君臣对鉴戒史观的探讨。鉴戒史观，就是以史为鉴。鉴戒史观在中国古代有不同的表述形式，亦你龟鉴、殷鉴。鉴，也作“监”，即镜子，引申为警戒和告诫。

鉴戒史观具体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总结历史上朝代兴衰的经验教训，为王朝的社会治理服务，以免重蹈历史覆辙。二是通过对历史人物言行的是非、善恶的褒贬，以培养个人高尚的品行，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鉴戒史观在中国历史上早就诞生了，《春秋》旨在通过对春秋时期的君臣言行进行褒贬，以达到对后世君臣的道德劝诫。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鉴戒史观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为中国历代政治家和史学家继承的发展，这在唐代尤为突出。

先是有贞观君臣对鉴戒史观有过深入的讨论，并将一些讨论的结果付诸于政治实践中。后由吴兢和刘知几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即《贞观政要》的撰写与《史通》的面世。吴兢称自己撰写《贞观政要》的目的，意图是“望纡天鉴，择善而行，旨而伸之，触类而从之。”（《上〈贞观政要〉表》）刘知几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史通?史官建置》）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对待臣说：“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经常让唐太宗鉴戒的“此事”，具体内容是：桀与纣虽是帝王，把他们与普通人作比较，普通人还深感羞耻；孔子的学生颜回与闵损虽是普通的百姓，把帝王与他们相比，帝王尚且感到荣幸。魏征在贞观十四年（640）上疏时说：“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鉴戒史观在唐初，是贞观君臣的重要议题之一。

就本篇而言，贞观君臣在对鉴戒史观议论时，涉及的朝代有三代、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涉及的帝王为尧、舜、桀、汤、周文王、齐桓公、齐景公、齐庄公、鲁穆公、汉高祖、隋炀帝；涉及到的历史人物，是微子、箕子、伊尹、管仲、鲍叔牙、晏子、孟子、荀子、项羽、韩信、张良、虞世基、宇文述、宇文化及与杨玄感。尽管内容如此广泛，但对贞观君臣影响深的，是他们亲历过的是隋末的现实。贞观四年（630），魏征对唐太宗讲了自己亲闻之事。因一起盗贼案件，隋将於士澄逮捕了二千余人。大理丞张元济调查以后，发觉有嫌疑犯只有五个人。因隋炀帝已下令斩决，臣属没有人敢把真实情况上报，二千余人都杀掉了。唐太宗听了以后，觉得这不只是“炀帝无道”，还有隋朝大臣“惟行谄谀”在推波助澜。“炀帝无道”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他用阴险手段夺得了太子后，又下令让部下张衡弑隋文帝。登上皇位后的隋炀帝大兴土木，建筑东都时每月役使二百万人，死者为四到五成：“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北，車相望于道。”（《隋书?食货志》）三次巡游江都（杨州），耗费民脂民膏无数，仅次所征的挽船夫就达八万人。权臣宇文述、虞世基、裴蕴等人，“皆以谄谀有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民众暴力反抗，此起彼伏，史籍上称之为“盗贼繁多”。“内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恶闻贼盗，诸将及郡县有告败求救者，世基皆抑损表状，不以实闻。”这样的“谄谀”，“帝良以为然”，“由是盗贼偏海内，陷没郡县，帝皆弗之知也。”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对待臣说：“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这样的鉴识，显然是从隋末的史实得出的。

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与房玄龄、岑文本，讨论了隋朝权臣宇文化及与杨玄感的谋反之事。唐太宗发问：“化及与玄感，即隋朝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回答说：“玄感、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唐太宗认为，说得很对。唐太宗对房玄龄明确表示：“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宇文化及是宇文述之子，宇文述在杨广做晋王时，陷害太子杨勇有功，对杨广称帝有着关键作用。隋炀帝考虑到宇文述的功劳，把宇文化及提拔为高官。618年，时任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率宫中卫士叛乱，杀隋炀帝于江都。杨玄感是越国公杨素之子，杨素在北周时就同杨坚深相结纳，率军南下灭掉了陈。杨素为隋朝打天下，立下了卓著的功勋。杨广即位后，拜为司徒，改封楚国公。杨玄感袭封楚国公，任礼部尚书。当隋炀帝玄大军在辽东征伐高丽之际，负责运送粮草的杨玄感，却在河南率部起兵反隋。岑文本断定，宇文化及与杨玄感皆为“小人”。这是对历史人物所作的道德评价，也就是鉴戒史观中的第二个内涵。

岑本文与唐太宗认同的，“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的观点，是以孔子“贬损之义”为根据。君子在孔子那里，是仅次于圣人的理想人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是孔子奠定了以义与利来界分君子与小人的格局。君子的本质在于以道义行事，不为蝇头小利而丧失自己的品性；小人唯利是图，以追逐利益为目标而不惜践踏自己的人格。“君子以义为上”（《论语?阳货》），无论做什么时候事情，总是把道义放在首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论语?里仁》），“仁”是君子可贵的品质，没有一个时刻去违背“仁”。必要时为了践履“仁”这一全德，就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一评议历史人物的标准，一直为具有正义感的人们所坚持。一如魏征所言：“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唯利之所在，危人自安。”（《诚信》）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说：“君子小人之辨，人禽之异，义利而已。”（《读通鉴论》卷十六）“义”是孔子要求执政者的人格境界，他要求治国者“务民之义”。（《论语?雍也》）“义”对于执政者阶层来说，就是要维护正义、公正，不能文过饰非。像虞世基那样，因隋炀帝不喜欢听到“贼盗”二字，为保持自己的官位，把民间反对朝廷的事情圧下不报；像宇文化及、杨玄感那样，先祖受隋朝的恩泽深厚，却为了一已的私利谋反而恩将仇报。这不是“小人”的所作所为吗？蔑视他们是理所必然的。只要稍加留意，贬低小人，褒扬君子的言论，在中国古代文献里，是频率出现多的。贬低小人，褒扬君子，是贞观君臣对历史人物所作的道德评判。他们认为，小人的品性对王朝的衰败负有不可推缷的责任，这在隋亡的现实得到了证实。前面所说的鉴戒史观的二个方面，是有着内在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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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系分类编撰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答、大臣的诤议和奏疏，以及政治上的施政措施等。对唐以前朝代的得失兴亡多有论述。全书以记言为主。作者吴兢，唐代史学家。初与刘知畿等撰《武后实录》，所述张昌宗诱张说陷害魏元忠事，直书不讳。后撰有《贞观政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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