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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风画会旧事

文人雅集的后一瞥

民国初年两次重要的文物展览

岁时节令戏与合作戏、义务戏

清末民初文人士大夫的春节活动

漫话堂会

有正书局与珂罗版

百年摄影与业态发展

堂谕与点名单

闲话老饭店

北京的骡车、洋车与三轮

民国时期北京兴建的两处公墓

春节花卉与果盒

家厨的前世今生

也说民国衣裳

门洞春秋

今昔天乐园

祭祀与摆供

朱启钤与北京中山公园

水梦庚和他的几个子女

恽毓鼎恽宝惠父子

杨锺羲和他的《雪桥诗话》

陈鸿年与他的《故都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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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启钤与北京中山公园

　　上海的黄浦公园建于1868年，也叫外滩公园，向来被认为是上海乃至于全国的座公共园林（public 

park）。其实，黄浦公园是当时工部局建造为洋人游乐的公园，而不是对一般中国人开放的，直到1928年6月才面向公众，因此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座中国公园。

　　中山公园开放于1914年10月10日，从天就对所有的民众开放，因此北京中山公园才应该算得是中国座真正的公园。

　　中国古代讲究左祖右社，中山公园位于故宫的右侧，位置正是原来社稷坛。自1913年起，中山公园就开始了筹备工作，经过了近一年的修整清理，终于以“中央公园”之名在1914年正式开放。

　　说到中山公园，必须提到曾任北京政府的内务总长、交通部总长并代理过国务总理的朱启钤先生。朱启钤先生字桂辛，号蠖公，贵州开阳人。他是民国很有名的政治家、实业家和古建筑学家，同时，他也是个很具两面性的人。一方面，他曾是民国后陆徵祥、赵秉钧内阁的总长，1915年又成筹安会成员，是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积极分子，洪宪称帝失败后曾被通缉；而另一方面，他又具有非常强的民主和民生思想。他积极主张旧时的皇家园林对外开放，让普通百姓享受到城市的园林生活；是他提出了“公园开放运动”，要将城市的一部分山水园林化。他懂古建，中国营造学社就是他创建的，梁思成、刘敦桢都是在他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的，而中山公园正是在他的这种思想下实现的个城市公园。

1928年北伐成功后，当时任北平市长何其巩将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北平沦陷时期又恢复中央公园原名，1945年光复以后再改为中山公园。

　　开放前的中山公园十分凋敝破败，除了社稷坛之外，里面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么多建筑和设施。一进来南门便是大片的空地，进了戟门就是社稷坛，后面是拜殿，其他建筑很少。清末的社稷坛非常荒芜，太监为了捞些“外快”，甚至在里面擅自豢养牛羊谋利。在清理时，可以说是杂草荆棘丛生，粪便到处皆是，于是朱启钤动用了大量的民工和北洋军队清除。

　　中山公园自开放以来的特色就是集中了民国初年的建筑思想， 1914年开放后，陆续按照朱启钤的思想在它的西南部设计了水榭和唐花坞，周围有假山，前面有个很小的湖，这都是社稷坛里原来没有的，也是朱启钤城市园林化的体现。例如唐花坞就是中西合璧的建筑，能代表典型的民国建筑。此外，朱启钤也从其他地方搬迁了许多建筑到中山公园内。如圆明园在焚毁后，遗留的兰亭八柱被整体搬迁至公园的西南部。再有就是把兵部街鸿胪寺里的习礼亭也拆了落架，整体搬迁到中山公园靠中轴线西南一点的地方。1918年还从河北搬来了北宋的石狮，放在了坛门外。公园的董事会建在公园的西庑，朱启钤还一度在北部的大殿建立了公共图书阅览室。中山公园的每一处，无不渗透着朱桂老的心血。

　　今天一进中山公园南门，就会看到一座汉白玉的牌坊，这座汉白玉的牌坊是很有来历的。它原来在东单大街的西总布胡同路口，叫“克林德碑”或者叫“克林德坊”。1900年庚子事变时，德国驻中国公使克林德坐着轿子经过东单，遭到清军虎神营的射杀，被虎神营当场打死。克林德这人在八国联军中地位很重要，也很跋扈。虎神营敢于对他开枪也是受到当时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这些顽固派的指使。当时两派的斗争很激烈，像朱祖谋等就非常反对这种而违犯国际公约的做法。由于“拳乱”的原因，八国联军公然践踏中国主权，这当然是一种侵略。但是在进行外交交涉中，对公使开枪也是违反国际惯例的。这一事件轰动世界。射杀克林德以后，八国联军尤其是德国在赔偿要求之外，提出建一座克林德纪念坊，上面题字就是“克林德坊”，建成后当时的醇亲王载沣（当时还没有摄政）亲自到克林德坊致祭、谢罪。

　　从1901年到1918年，克林德坊在东单北大街上立了十七年时间。1918年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立在中国的这座牌坊自然成了中国人的耻辱，刚好中山公园开放不久，于是就把克林德坊移到了中山公园南门内。将“克林德坊”改成了“公理战胜”四字。

　　原来在1914年中山公园刚开放的时候，这个牌坊的位置原有个大理石的亭子，这也不是原来社稷坛有的，而是按朱启钤意见建造的，亭柱上镌刻有格言。这种格言亭或格言碑，朱启钤本来计划在北京建八个，但后来只建了两个，一个在东单的西北处，一个建在中山公园南门处，这是朱启钤动员军火买办、实业家、慈善家雍剑秋出资捐建的。雍剑秋在1918年之前住在北京，后来移居天津，至今马场道有他的故居。朱启钤在马场道也有住宅，我家从20年代后每住天津也是住在马场道，与朱家和雍家父子两代（雍剑秋、雍鼎臣）都有过从交谊。

　　这个格言亭是八角形的，完全是仿西洋式建筑，也能体现民国初期的风格和朱启钤的建筑理念。后来要给“公理战胜”坊腾地方，于是就将整个格言亭搬到了中山公园东北部，如今天进东门不远就能看到，这个格言亭还在。但是在“文革”中把格言亭的八条格言都磨去了，这八条格言有孔子、孟子、子思、岳飞、王阳明等语录。

　　中山公园的水榭建于1917年，建成后经常在那里举行画展，例如1935年举办了轰动北平的张大千个人画展。那正是张大千意气风发的时候，也是在此邂逅了女艺人杨婉君，后来因此而成为了他的如夫人。水榭一年到头不断举行画展，湖社、松风画会、齐白石、陈师曾、徐燕孙……1947年还在那儿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北京画家联合画展。

　　1949年以后，那儿也还经常举行画展，我小时候经常在水榭看画展，不但有中国画展，也有西洋画展。“文革”前夕，水榭举办的后一次画展是在1966年3月—“德国五百年名画展”，其中还有丢勒的作品，因此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会儿上高中，利用中午时间在中山公园瑞珍厚吃了午饭，一个人去看德国五百年名画展。3月中旬春寒料峭，中山公园一个游人也没有，水榭没有暖气，冷得不得了，寒气彻骨，也正像当时的政治环境，正是山雨欲来之时，印象非常深刻。

　　中山公园有四处重要茶座，东南部著名的是来今雨轩。为何叫来今雨轩，用的是杜甫的《秋述》诗前“旧，雨来，今，雨不来”的典故，今雨喻意新朋也。来今雨轩是典型的民国式建筑，红砖房、歇山瓦顶，有廊柱，周围有廊子，房内有地板和护墙板，半中半西。来今雨轩是1915年建成，为的是便于公园董事会活动。匾额是徐世昌写的，署名是“水竹村人”。一开始是饭馆，分中西餐，中餐是淮扬菜，西餐是英法菜，但西餐生意不行，不久就关张了。中餐生意却还好。著名的是中山公园的茶座儿，在半中半西建筑外面搭了很大的罩棚，罩棚底下能放几十张茶桌。

　　如果说，民国时期北京有一个地方是各个领域的名人都曾留下过足迹的，那么无疑就要数来今雨轩了。民国的大总统，国务总理，各部总长、次长等军界政界人物；无数文化界、金融界、实业界人物，只要来过北京的，几乎无不到过来今雨轩。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王国维、鲁迅、钱玄同、郁达夫、徐志摩，包括到中国访问的泰戈尔等无一例外都到过来今雨轩。30年代末的北平沦陷时期，有一个不太出名的京味儿小说家叫耿小的（耿小得有一米八五的个子，很高，秃头，我在1988年还曾见过他）曾说过一句话，他说，来今雨轩是什么地方？那是“小国务院”，真是一语破的。在来今雨轩可以讨论国是，可以谈论艺术。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基本上是在来今雨轩写完的，鲁迅翻译《小约翰》也是在来今雨轩完成的。

　　来今雨轩在旧址营业到80年代末，在那里经常可以遇见熟人，时不时就见有人起来握手寒暄，有时也能碰见多时未见的老朋友。来今雨轩的人员庞杂，旧派新派参半；政界、金融界、艺术界各方面齐集；老中青都有，保守的、时尚的融为一体。当时游览的地方没那么多，中山公园又是所有公园中开放早的，而且从位置来说是城市的中心。来今雨轩的茶座是春夏秋三季，没有周六日之分，永远红火，但到冬天就撤了。

　　除了来今雨轩，迤西墙一带，还有长美轩、春明馆、柏斯馨等三处茶座，董事会也在西边，当时朱桂老在开董事会之余，也常在这些茶座上坐坐，会会朋友。

　　我的曾伯祖次珊公1914年被聘为清史馆长，自然被朱桂老视为前辈。50年代桂老住在东四八条，我家住在东四二条，他的哲嗣朱海北（乳名老铁）夫妇与我祖母一辈也是往来不断，其文孙朱文相曾是中国戏曲学院的院长，与我更是非常熟悉，可惜英年早逝。文相的夫人宋丹菊是四小名旦之一宋德珠的女儿，也是熟人。不久前在故宫参加纪念朱家溍先生百年诞辰，又见到了文相的公子，我家和朱家可以说四代的交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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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西服在20年代至40年代是所谓高尚人士必须置备的衣裳，尤其是在上海，一个小职员，也需置办两三套西服，否则会被人看不起，无法出场面。当时一套西装价值不菲，因此有人嘲笑上海人道：“不怕贼来偷，就怕掉河里。”

先生有“旧王孙”印一枚，倒也贴切。早在20年代末，先生声名鹊起，即与张大千并有“南张北溥”之名。1949年以后，先生移居台湾，创作弥多，尤其近年拍卖会上，所见溥心畬晚年作品，画风变化极大，只是早年儒雅之风骨多为色彩替代，清丽有余，而含蓄飘逸稍逊。有传说先生晚年一些作品抑或为门人桃李所代笔，亦未可知。（p4）

赵珩在《故人故事》里写道：＂民国初年，能真正算得风流倜傥而又有文化艺术修养的通才，我以为，惟侗厚斋与袁寒云两人。＂（p6)

我看过的溥雪斋画作最多，也旧藏一些他中年的画作，其一生的画风变化不大，但以真正从四王入手，直追宋元的风格，雪老应属此间第一人。较之溥儒，更为严谨有度。溥儒中年以后兼收并蓄较多，虽清丽逶迤，却略有媚俗之嫌，大概这也与他为生计所迫不无关系。而雪老终其一生，皆以文人画风始终。尤其是法书，确有二王之风范，南宫之笔力，欧波之韵致，皆可或见，平心而论，今人无出其右者。在松风画会中，雪老的成就也是其他成员无法比肩的。（p8)

溥侗对昆曲、皮黄都有极深的造诣，无论生旦净丑，都能拿得起来，他曾在自己的剧照上题写“剧中人即我，我即剧中人”，足见其潇酒豁达的人生态度。

也正因如此，这位“侗五爷”溥西园的书画声名为其他艺事所掩，其实他的书画作品也是基础深厚，法度森严，气韵潇酒，笔墨儒雅，早年也有瘦金的底蕴。(p5)

难得浮生半日闲，在柏酒生香、桃符换岁的热闹氛围中，旧时文人也有自己的偏安一隅。书斋中是宁静的，但这种宁静却又笼罩在节日氤氲之中。案头摆放上香橼、佛手，发出淡淡的清香; 瓶中插上几枝腊梅、绿萼，增添几分春意；几上置几盆水仙，平添清供的婀娜。幽香、冷香，透发着一元肇始的春消息，又是何等的越艳宜人。水仙除了选择福建漳州一带的品种如蟹爪花头和进行精细的镂雕之外，培植中不能使用泥土，以取其高洁清雅，而所选用的花器还要与书房的布置浑然一体，力求素雅。现在的盛水仙的钵盆盘多用青花，其实旧时多选天青、梅子青之类的青瓷。而花根部的石子铺垫也有许多讲究，起码清代和民国时期是以松花江底的石子为上乘，即使是南方的仕宦之家，也是不用雨花石子的。（p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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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故人故事》是一本着眼于近百年社会生活的掌故笔记。近年来，社会生活史已经成为近代学术的重要领域，我国对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近三十年来也越来越得到普遍的重视和发展。社会生活史的内容与不同时期的政治历史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近百年的社会生活，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而变化急速。还原曾经发生过的生活场景不但需要史料的记述和现代影像资料，也需要凭借一代人的记忆。《故人故事》虽然涉及到不同的领域，但只是根据个人闻见的零星记录，希望这些材料可以作为史料的参补。逝去的旧事和人物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忘，这本小书虽然内容芜杂，并且难免有个人闻见的局限，但是作者愿意就此与读者共同探讨社会生活史料的作用与价值。